颜才里 发表于 2016-4-19 16:56:31

丘处机思想中的儒家倾向

丘处机思想中的儒家倾向

颜炳罡

一、由道家到道教:仁义道德由非法向合法的回归

先秦道家为了强化自身的学术特征,彰显与儒、墨思想的不同,菲薄仁义,蔑视忠孝,认为仁义道德是道之沦落,是对自然的破坏,是对人性的束制与践踏,因而,道家开山祖老子大胆指斥仁义忠孝,庄子发出了“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的呼吁,要求人们返真归朴,回归本然的状态即道的状态。这种对仁义忠孝异化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仁义忠孝合法性的否定。儒家,无论是原始儒家,还是后来的一切样式或形态的儒家,大都“留意于仁义之际”,以道德为首出,认为仁义道德作为维护人间秩序的基本规范,既是维护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同时又是人逆而成贤的起点,从而主张仁义道德具有先在的合理性和天然的合法性。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新道家,将如何处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与人的天然本性之关系视为中心议题,即所谓“名教与自然”之争。玄学与原始道家不同,他们不再否定仁义道德的合法性,而是努力为它的合法性辩护,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在理论的解说上最通透圆融,从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名教即自然”是对以老庄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思想的颠覆性否定。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序列来看,“名教即自然”,逻辑地导出“道法名教”的结论。诚然,从自然即道、道即自然的角度讲,道法自然即道自法,名教即自然也意味着名教即道,这种对伦理纲常的辩护可谓高深而玄远,言儒者欲言而不能言。由此可以看出,原始道家极力彰显儒道之不同,而新道家则极力弥合儒道之异,实现儒道会通与合一。


道教与道家不同,从其创始起,对伦理纲常就持肯定态度。如果说“家”意在彰显学说体系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教”旨在开显教理的普适性。作为教,无论是什么教,都意在劝人从事道德的实践,从这个意义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然而劝人为善去恶的方式、方法不同,从而“教有教相”即教显示出教之特殊相,教之特殊相使教分为不同的形态,如佛教、如道教、如基督教等等。就道教而言,它不再刻意追求与儒教的不同,而是努力将儒家的观念、思想融入自己的思想系统之中,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太平经》到《老子想尔注》再到《抱朴子》,无不如此。道教将道德仁义的修为当作成仙、成功的必要条件,认为求仙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德行不修,不能长生。而全真教将道教这一面相发挥到极致,其创始人王重阳出自儒门,对儒家经典相当稔熟,对忠孝的推崇与儒生几乎别无二致,他要求信众“宗祖灵祠祭飨”,“常行孝以序思量”,追求“与六亲合睦,朋友圆方。”(《重阳全真集》卷三)


王重阳的这一思想为丘处机所继承,且多有开拓。王重阳死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与丘处机先后掌教,尹志平《北游语录》概括刘处玄与丘处机掌教特征时曾说,刘处玄“无为有为相半”,至丘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如果这里所说“有为”代表了儒家的价值追求,“无为”代表了道家的价值追求的话,那么,说丘处机是位践履上的儒者也不为过。


二、从天生角度看丘处机思想的儒家倾向

道生还是天生,这是道家与儒家在宇宙发生论的根本分歧。在道家,道是道家的根源概念,道在天地之先,它生天生地,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无即是道,有生于无即有生于道。而儒家认为,天是根源范畴,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中庸》)“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在道生,还是天生问题上,丘处机明确表示:“皇天生万类,万类属皇天。何事纵陵虐,不教生命全。”(《磻溪集》卷之四)


万物是皇天所生,一切土石山河,飞潜动植,都是皇天统属,显然,丘处机在这里没有坚持道家的道生说,而坚持儒家的天生说。从这个意义,丘处机的思想表现出更多的儒家色彩。


又说:“天地本太空一气,静极则动,变而为二,轻清向上,为阳,为天;重浊向下,为阴为地。既分而为二,亦不能静。因天气先动,降下以合地气,至极复升。地气本不升,因天气混合,引带而上,至极复降。上下相须不已,化生万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岳,次第而万物生。”(《大丹直指》卷上)


这是对《易传》“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具体描述,也可以视为对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的具体说明。这种宇宙衍生论在金元时代与北宋乃至南宋的理学家相比,理论层次虽然说不上精微和玄远,然而由此可以看出丘处机与宋代理学家在宇宙论上并无二致。


当然,全真教主张三教合一,归宗为道教,否认道家宇宙衍生论对丘处机的影响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玄风庆会录》记载丘处机言:“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弃亲出家,唯学此耳。道生,天地开闢,而生人焉。”显然,丘处机在天生前面加上了道生,将道放在更根源的意义上。不过,这种道生观在丘处机那里并不多见,而且这条材料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而是出于他人之转述,当然没有丘处机本人自著的东西可信。当然天生与道生在丘处机那里并不矛盾,在一般意义上,他谈天生,但在偶尔的场合,他也谈道生,天生与道生并存,说明丘处机是儒道兼综的人物。


有证据显示,丘处机所理解的天,不是道家的自然之天,而是儒家的命运、义理之天。丘处机居登州期间,金廷赐他自然应化弘教大师称号,命东平王庭玉护送他至汴京。他以“天道运行,无敢违也”拒绝,南宋陷山东,宋主遣使来召,亦不应召。非不起也,聘非其人也,待天时也。当有人强使他起时,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蒙古崛起西北,他审时度势,认为“西北天命所与,他日必当一往,生灵庶可相援”(《道家金石略·全真第五代宗师长真演道主教真人内传》)成吉思汗自奈蛮国遣近使刘仲禄赍诏请,他不顾年迈体衰,毅然率十八高徒西行。丘处机对天道、天命的理解是儒家的,他与成吉思汗初次对话是最好的说明:“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赴者,天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这里所谓的天与孟子的“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意义基本相同,孟子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成吉思汗上山打猎,射一大豕,马踣失驭,豕傍立不敢前。丘处机乘机进谏:“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傍立不敢前,天护之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天道好生、天戒、天护之说,自然让人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天在丘处机的思想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地位是“道”所无法比拟的。有趣的是,他作为全真教的一代宗师,他解释宇宙人生之理的客观依据不是道,而是天,决定他行止的背后命令也不是道,而是天,而他对天的理解多取法孟子,其心志由此可见。


三、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丘处机思想的儒家倾向

丘处机的天,不仅是命运之天,还有主宰之天,人格神之天的意义。在他那里,天不是无情的、纯自然的,相反天充满感情。如果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代表了道家基本价值取向话,那么,显然,丘处机的天不是道家的,而是儒家的。儒家认为天地是有感情,有德性的存在,天是一切存在的根据,同样也是人的德性存在的根据。


胡光谦称丘处机“明天人之际,助圣贤之教,亦可与日月争悬。”(《磻溪集·序》)“明天人之际,助圣贤之教”,可谓丘处机思想的归宿和落脚点。在天人关系上,丘处机在重天的同时,但他更重人。他说:“六合之中万物生,人于万物最高明”。(《磻溪集》卷之一)又说:“万灵中,人最贵。超群化,数属三才品位。”(《磻溪集》卷之六)“天地之生,人为贵。是故,人身难得。如麟之角。万物纷然,如牛之毛。”(《玄风庆会录》)依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物自贵而相贱,物无贵贱是道家的基本观念,故“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生,人为贵”,这是儒家最基本的观念。正是在肯定“天地之生,人为贵”的意义上,儒家认为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道也。只有人才能与天地并立而三,也只有人,才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法天效地,上下与天地合流,实现与天合一。故天之高明之德,地之博厚之德,通过人来实现,即天人合德,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丘处机思想受儒家影响之深。


正是在“天地之生,人为贵”这一基本原则下,丘处机面对民生凋弊,饥荒遍野,瘟疫流行,人民死亡枕藉,不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相反,他以悲天悯人之情怀,发无限感叹:“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磻溪集》卷之三)对百姓苦难的无限同情和由这种同情而喷发出的对天的怨恨,跃然纸上,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之慨之。在丘处机,百姓不是刍狗,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民,万民之苦胜我苦,我苦万灵之所苦,吉凶与万民忧,可谓“圣之任者”也。这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情怀,正是孔孟开启的儒家情怀。从丘处机“仰天大叫天不应”吼声中,我们品味到一位儒者对人间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尊重。当然,我们不能由丘处机对苍天的“怨恨”而断言他对天不信、不敬,相反,正映衬出他对天地之德的诚信。“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是何因。”(同上)对天的怨、恨、疑、惑,恰恰说明他信天、爱天、畏天、敬天直至奉天。天,你造化了万灵,然而万灵正受苦,不由让人仰天大叫,尔胡为不救?丘处机是位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肝胆的儒者,山河破碎,生民流离,尸横遍野的局面,他看不下去:“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定太平。”(《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痛今人生,难逃物化,怎得游仙域。超凡入圣,在乎身外身易。”(《磻溪集》卷之五)这正是他的心境,他的抱负,他的胸怀和气量,正因如此,他才积极全力投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之中,以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天下太平。“蜀郡西游日,函关东别时。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当年发轫海边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同上)


丘处机生活在金元交替时代,长期的争战,造成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正是“年年此际杀生多,造业弥天不奈何。”他渴望和平,期盼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将天下再度实现太平的希望寄予成吉思汗。而元朝的统一,战争苦难的结束,他从内心深处充满了欢欣。“一片清光万里开,无分茅屋与楼台。家家尽得闲吟赏,更有清风助我哉!”“圣主登基万民安,仁风灭杀自朝端。邦君士庶皆修德,好放蟾光与众看。”(《磻溪集》卷之二)对元朝一统天下,欢欣喜悦,溢于言表!


丘处机“明于天人之际”,也许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的“明”,更重要的是体现实践上的“明”。他虽身处穷乡僻野,然而对各方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历史走向的审视则洞若观火。天,体现在历史领域,就是无可奈何的、不为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上》)金聘不往,宋征不起,不畏远途,远涉流沙,可畏知天。丘处机以其大仁、大义和大勇,征服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笔,成为历代称颂的人物。


四、从其他方面看丘处机思想的儒家倾向

丘处机作为全真道的一代宗师,一位践履上的儒者,他对儒家思想有多方面认同。下面再从三个方面作以简单的说明:


(一)丘处机与中庸之道。丘处机深受孔子中道思想的影响,他反对走极端,肯定孔子的过犹不及。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太过不及俱失中。道贯三乘玄莫测,中包万有体无穷。”(《磻溪集》卷之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出自《易传·系辞》,“太过不及俱失中”出自《论语》:“子贡问曰:‘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颜渊》)过,超过中,不及,是达不到中,中不是中间,而是标准,是度,是适中,是恰到好处。中道、中行、中庸、时中异名而同实,都是儒家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其道德修为的基本方法。在丘处机看来,太过不及都不符合标准,即不符合中道精神,而“中”即道,即一阴一阳之道。这首哲理诗乍一看,畅晓明白,然而,细深究,其中却藏有玄机。此玄机在于他很巧妙地将阴阳之道与中道联系起来,使中道精神由人生智慧、处世的方法,转化为宇宙人生的根本智慧和根本方法。正是“道贯三乘玄莫测,中包万有体无穷”,这个方法贯彻三乘,高深莫测,含包万有,遍一切处,体一切法。由此可见,他对中庸之道的高度认同和发挥。


(二)丘处机与“反求诸己”内省法。儒家一向反对一味向外用力,主张反求诸己,认为内求实证是修身主要路径。从孔子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到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反求诸己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基本致思路向和修身入径。丘处机继承孔孟这种内在超越的理路,反对人们向外探求,他说:“一念无生即自由,千灾散尽复何忧。不堪下劣众生性,日夜奔驰向外求。”又说:“修行大抵要聪明,只恐聪明向外呈。外假内真两相克,一边败后一边成。”(《磻溪集》卷之二)他认为,外我是假我,内我才是真我,外假内真不能同时俱存,所以只有假我败退,真我才能获得成功。众人根性低劣,日夜奔驰向外求。又说:“灵台内思不疚,任纵横,出处何疑。”“教行普。叹我离群,忘形慵举。内省无愆,外患何忧何惧。”(《磻溪集》卷之五)丘处机是熟读儒书的人,他对儒家的内省说有着深切的体察,其修身之理路与儒家并无二致,而且处处留有儒家的痕迹,丘处机对儒家思想也可谓契合道妙。


(三)丘处机与孝道观。孝是儒家的重要范畴,也可说是儒家理论城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建基于血缘亲情之上的儒家伦理体系是一由内及外,层层外推的网络系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内圣外王的逻辑起点,“亲亲”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孝”,孝甚至是仁之本,本立而道生。后世儒者,如《孝经》的作者,甚至将孝推到覆天载地的宇宙本体地位。“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成为至德要道。这种泛孝主义早已冲破了孔孟孝道思想的范围和界域,然而它却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丘处机十分重视孝行,他早年出家求道,留关中十五年,乡中善士,将其先父母重新安葬,穿新圹,起高塔,并遗骸,迁入大茔中,丘处机得知,无限感激,即赋《满庭芳》词一首,纪念此事,以示谢忱:“幼稚抛家,孤贫乐道,纵心飘篷。故山坟垄,时节罢修崇。幸喜乡豪并力,穿圹,起塔重重。遗骸并,同区改葬,迁入大茔中。
人从,关外至,皆言盛德,悉报微躬。耳闻言,心下感念无穷,自恨无由报德,弥加志,笃进玄功,深回向,虔心道友,各各少灾凶。”(《磻溪集》卷之五)词之上阙,写事之缘由及经过,下阙写自己的心情。听说自己父母起新坟,建高塔,对乡中善士心情格外感激,“心下感念无穷”决非虚语,而是自己真实情感的暴露,“自恨无由报德”,正好衬托出丘处机以德报德的价值趋向,只有“弥加志,笃进玄功”,并说祝虔心道友,“各各少灾凶”。乡中善士,重葬其父母,可以说代他行孝,他十分高兴,又心怀感激,就这一点而论,他与儒生并无区别。


丘处机不仅是孝行的践履者,而且是孝道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丘处机西游,见成吉思汗,12月末,大雪覆路,牛马冻死甚多,中夜桥崩,震雷,成吉思汗问,为什么会有震雷?丘处机适时陈以孝道。他说:“山野闻国人,夏不浴河,不浣衣,不迁毡,野有菌,则禁其采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道也。常闻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成吉思汗听后非常高兴:“神仙之言,正合朕心。”丘处机请成吉思汗“遍谕国人”,“上从之”。(《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区域内,借助行政手段推行儒家的孝道,是一向非常得力举措,从而也获取了极大的成功。丘处机以汉人天人感应为理论依据,以“奉天”为理由,不失时机地向成吉思汗宣传儒家孝道思想,显示出他高明的运作手段和深远的历史睿智。作为全真教的一代宗师,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儒生都望尘莫及的任继愈先生曾指出:“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和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分支。”通过对丘处机这一个案研究,重新解读任先生这段话语,我们认为很有道理。当然,王重阳、丘处机等全真派奉行三教合一,在他们那里,似乎可以模糊儒教与道教的界限,甚至可儒道互换互用。就丘处机而言,在行为方式上,他的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者,所谓九分有为,一分无为,犹存而不用,他面对干戈不息,生灵涂炭的客观现实,发悲天悯人之情怀,积极投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济世救民,借助政治的力量,推行儒家的孝道,推展全真教,使全真教走向鼎盛,使其成为全真教一代宗师。


当然,丘处机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当我们特意标识他思想中的儒家倾向时,并不排斥他作为全真教领袖的地位。事实上,他的思想受到过多家思想的熏染,墨家、道家、佛家等等,在其诗文、思想以及具体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说得周全一点,丘处机是以道为体,以儒为用,以墨为行,以道修心,以墨治身,以儒应世,他是一位即儒即即道墨式的人物。






注释: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台湾丹道文化教育基金会编《丹道文化》第28辑《丘处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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