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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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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才里 发表于 2015-7-10 11:52: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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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享年仅32岁(据熊赐履:《学统》)。他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由此可见,颜回尽管享年不永,却实为儒学史上一位很值得重视的人物。

一、颜回的政治志向

论及颜回,学者每每赞其“安贫乐道”。其实,这只是其思想非主流性的一面。他思想的主流乃在于救世淑人。这就关涉到对其政治志向的考察。

政冶志向上,颜回以舜为志。《孟子·滕文公上》记其语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显然,孟子以颜回与舜、稷“同道”。颜回很赞赏舜“无为而治”,即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思想。他尝曰:“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荀子·哀公篇》)颜回既与舜“同道”、“所追同一”,所以,当孔子要他和子路“各言尔志”时,子路答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而颜回则以“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相答。朱熹释“伐无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论语集注》)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极是。所以,颜回这里所言之己志,乃是欲内修己德、外施爱民之政。这与舜之“无为而治”正相仿佛。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颜回在政治志向上不仅有淑世济人的入世情怀,而且颇具早期儒家的民本主义精神。

考颜回一生,大多为追随孔子奔走于六国,归鲁后亦未入仕,而是穷居陋巷。他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家的仁义之志、王者之政常被斥为愚儒、讥为矫饰,“世以混浊莫能用”(《史记·儒林列传》)的社会环境中,丝毫不愿改其志,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白虎通·三教》)。王符称赞他:“困馑于郊野,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宠禄不能固,威武不能屈。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礼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潜夫论》)若征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记颜回语:“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醜也;道即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可知王氏所言非虚。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自勉自慰。孔子赞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颜回这种注重志气、追求真理并以之为乐的精神,与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同上)实同一旨趣。

二、颜回的道德境界

颜回平生虽无事功称知于世,但好学慕道,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努力将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的道德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相关联着的途径完善自我,从而达到了孔子所谓的“仁”德之境的。

第一,“好学”。颜回好学,为其师与同门公认。《论语·先进》记:“季康子问曰:‘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子贡也说颜回勤勉于学,“夙兴夜寐,讽诵崇礼。”(《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那么,颜回为何此“好学”,“学”什么?孔子又何以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徒中独以“好学”赞誉颜回?若从一般求知意义上看,孔子弟子甚众,习六艺而精者亦不乏其人,好学者当不为少数,但孔子都未以“好学”相赞。可见颜会所学与所好者,并非一般知识。又,孔子本人曾释“好学”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这是孔子从思想道德角度提出的“好学”标准,是对其弟子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孔门诸弟子中合乎此标准、达到这要求者较多,至少“七十二贤徒”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而绝不仅颜回一人。所以,孔子称道的颜回所“学”亦即其所好之“学”,当另有所指。宋明诸儒、乃至释门中人都曾殚精集虑,对此做过多方探寻,如据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周敦颐初见晦堂祖心禅师,向其“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闻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有个契合处。’”在祖心禅师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佛家圣人识得,儒家圣人也识得,故其要周敦颐“向自家屋里打点”。此后,周敦颐教授二程,提出“仲尼、颜子居于乐处,所乐何事?”以此启发二程,而颜子所学何学、所乐何事遂成为此后儒者穷追不舍的重要话题。而我们则认为,颜回既居孔门“德行”之首,则其所学自然首先是道德,但又非一般水准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一一“仁”。入门初始,他就向孔子“问仁”,问何以成仁。终其身,颜回所学、所好者无非“仁”学。于此可见,他是将“好学”作为进德修身以成“仁”者的途径。孔子对此似已有所暗示。《论语·雍也》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朱熹对此解释道:“努于甲者,不移于乙;过于前者,不移于后。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好学矣。”(《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朱熹对颜回“克己”之颂扬,显然已掺有理学家的意见。其实,孔子在这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即:颜回以“好学”为途径,好且力行其所学,从平实处(“不迁”“不贰”)处开始实践儒家道德,逐渐成为具有高尚德性的“仁人”。

第二,自省。颜回颇富好思天性。他初事孔子时,即蒙老师赞许:“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犮,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这就是说,颜回主要是通过“省”即倾注自己全部内在力量去思考、检讨,以期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及对所思者有全面而又深刻的领悟。这就使他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能“闻一知十”(上书《公冶》),而且更能择善弃恶、去伪存真,最终将自己所认同的真、善、美深植于心,并发而为言行。孔子称其“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像颜回这样的人,自然“不愚”。


第三,力行。《论语·颜渊》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己,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对人们耳熟能详的这段材料,明人何良俊评道:“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四友斋丛说》)细查《论语》中孔门师生有关“仁”的对答之语,的确如此。仅以颜回而论,他是始终以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座右铭的。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传·系辞下》记孔子语),“行不贰过,称言不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子贡语),“慎于治身”(《孔子家语·大本》),甚至细微到“不以夜浴改容”(《新论·慎独》)。总之,颜回一生立身、处事、与人,无不以德自奉,并为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正因为如此力行不已,颜回才能“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上书《先进》记孔子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唯。孔子轻以“仁”许人,也不敢以“仁”自奉,而对颜回则赞之以“仁”,甚至直称其为“仁人”而自叹“不如”(据《论衡·定贤》)。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颜回以其好学、自省、力行而达到了儒家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从而使其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成为了现实。

作为“仁人”,颜回的道德品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我们仅从颜回的为人处事来看其德性。颜回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犯而不校”(《论语·泰伯》记曾参语)。他之所以“不校”,“非微弱不能校也,非虑患不敢校也,非禽兽不足校也,非含忍不欲校也,非愧悟不必校也;颜子之心,则宽宏不忍校也。”(简朝亮:《论语集注述疏》)他自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卷九),表现出“泛爱近仁”、“民胞勿与”的宽宏襟怀。正因为他如此待人,才得以加深了同门师友间的交往和情谊,所以,孔子说:“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尚书大传》)但是,颜回为人处事又并不是毫无原则,他曾问孔子“君子”、“小人”之别,提出:“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家语·颜回》)他所谓“小人”,非从政治等级制度意义上来说,而是如孟子所言,是特指那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德之贼”(《孟子·尽心下》)。而在孔门诸弟子中,唯有颜回能依循孔子提出的以道德区分“君子”、“小人”的基本原则,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此外,在与同门友相处中,颜回也不是一团和气地做老好人,而是针对他们的缺失,以“诚”、“信”之德予以规谏、忠告和劝诱,竭尽“以仁辅友”之情。如其对子路说:“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蓋慎诸焉!”又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孔子家语·颜回》)颜回还曾从人子对其父母的孝行角度向宰我讲述“三年之丧”的必要性,谓:“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坏,为之三年,不亦宜乎!”(马骕《绎史》引《卫波传》)由此可见,颜回在其生前死后能够赢得老师、同门的交口赞誉,与其所具有的“仁者”风范密不可分。

三、“颜氏之儒”及其影响

《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孔、墨也。”“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谓“儒分为八”。

作为先秦儒家八派之一的“颜氏之儒”,其开创者为淮?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颜姓弟子计有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八位,且均为鲁人。其中,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虽曾师事过孔子,但未见于《论语》、《孔子家语》诸书,故不足论。颜无繇即颜路,《孔子家语》又称其为颜由,乃颜回之父,由于他在《论语》、《孔子家语》中均仅一见(即“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槨”),故似无多少学说思想可言。颜幸,字子柳,观《礼记·檀弓》所记,至多是个“知礼”之人。颜高其人其行其学,则无史籍可证。《史记·孔子世家》记有颜刻,谓孔子“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梁玉绳《史记志疑》及近人蒋伯潜《诸子通考》均以为“颜刻”为“颜高”之误,则颜高或别有颜刻之人,尽管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历经磨难,但大体如子路一流,学说思想上则无多大成就。可见,上述七位颜姓弟子都不可能成为“颜氏之儒”的开创者。这样,在颜氏八人中,唯颜回有此可能。并且,如前所述,颜回志宏才大德厚,不仅为孔子七十二贤徒之冠,更居“德行”之首,为孔子及同门共同称道,亦已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故而“颜氏之儒”为颜回所创,当无可置疑。

颜回随孔子归鲁定居时,年方三十。虽然体弱多病,但“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设帐授徒以传夫子之道,应为自然之事。另,《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曾参病笃,谓其弟子曾华、曾元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女哉?”孔子及门诸弟子中,曾参传学最广,尚且感叹“无夫颜氏之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颜回确曾传其学于门人。又,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这不听孔子之嘱而执意“厚葬”颜回,并引发孔子感叹的“二三子”之徒,应当就是颜回的学生。学生“厚葬”老师,以表达他们的敬师重道之意,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使孔子陷于回“视予犹父”而“予不得视犹子也”的境地,也就难怪老夫子要说:“是你的学生使我如此啊!”

关于“颜氏之儒”,尽管一方面由于早卒的颜回,其本人无著述传于后世,另方面则由于史缺有间,我们今天实难寻出其传承脉络,但是,从其融入儒家别派并对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影响来考察,仍可窥见有关该学派思想、学术的一些蛛丝马迹。

从现有资料看,先秦思想家中受颜回思想学响最大者为曾参。曾参为孔门后进,他在同门诸友中独尊颜回,尝赞之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上书《泰伯》)这种从学思、修养两个层面对颜回进行的评价、称颂,颇为符合颜氏其人其学之实际。而曾参本人是以讲求“仁”(“仁以为己任”)与气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以及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与力行(行“孝”道)而著称的。这与颜回十分相像。孔门诸弟子中,以曾参最为长寿。若以其对颜回敬服之心来推论,则其在颜回死后,代为教育颜氏弟子,使“颜氏之儒”多转入他的门下,从而“颜氏之儒”与思一一曾一一孟之儒相融合,或有可能。

先秦道家中的庄周学派曾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庄子》中屡屡提及颜回,且多为正面描述,不含讥讪之意(这与其对孔子的态度迥然有异),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庄子将颜回的“用舍行藏”发展为消极避世,将颜回“有若无、实若虚”的谦逊之德诠释为“心斋坐忘”以至陷于无我无物之境,这显然是将儒家“仁人”之颜回道家化了。不过,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应为事实,甚至可能有“颜氏之儒”转入庄周学派者。

后世学者多从好学、力行、守志(“安贫乐道”。按:这也是颜氏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方面)等角度赞扬颜回。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刻意美化、甚至神化颜回的言论,这类言论集中谶纬神学思潮泛滥的两汉时代,如谓颜回“感中台星”而生(《新论·命相》),或云颜回“月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乃水精,故名渊”(《论语谶》),或说颜回曾杖剑斫鬼而被孔子赞为“仁者有勇”(《段芸小说》)等等。至于宋明诸儒,则多从其理学立场出发讲论颜回,或追寻“孔、颜乐处”,或重颜氏“克己”之功,或以颜回为孔门“道统”之真传。如此等等,资料甚多,难以具论。

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奉颜回。汉高帝十二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又将此举定之为制度。这就使颜回由一个穷居陋巷的布衣一跃而入廟堂。但汉、魏间统治者还仅以颜回为孔门七十二贤徒之首。此后,对颜回的颂扬逐渐升级。唐开元二十七年,高宗制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颜回为亚圣,赠为兖国公。金章宗明昌年间在曲阜建兖国公颜子廟。直至元至顺元年,文宗诏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而以孟子为“亚圣”(这就从一个侧面微妙地反映出理学的兴起,尤其是在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后,孟子地位日高)时,颜回才屈居孟子之下。尽管如此,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配享座次时有升黜,唯颜回“复圣”地位不变,爵秩特优而不衰。其“圣誉”之隆,除孔、孟之外,仍无他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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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享年仅32岁(据熊赐履:《学统》)。他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由此可见,颜回尽管享年不永,却实为儒学史上一位很值得重视的人物。

一、颜回的政治志向

论及颜回,学者每每赞其“安贫乐道”。其实,这只是其思想非主流性的一面。他思想的主流乃在于救世淑人。这就关涉到对其政治志向的考察。

政冶志向上,颜回以舜为志。《孟子·滕文公上》记其语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显然,孟子以颜回与舜、稷“同道”。颜回很赞赏舜“无为而治”,即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思想。他尝曰:“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荀子·哀公篇》)颜回既与舜“同道”、“所追同一”,所以,当孔子要他和子路“各言尔志”时,子路答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而颜回则以“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相答。朱熹释“伐无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论语集注》)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极是。所以,颜回这里所言之己志,乃是欲内修己德、外施爱民之政。这与舜之“无为而治”正相仿佛。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颜回在政治志向上不仅有淑世济人的入世情怀,而且颇具早期儒家的民本主义精神。

考颜回一生,大多为追随孔子奔走于六国,归鲁后亦未入仕,而是穷居陋巷。他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家的仁义之志、王者之政常被斥为愚儒、讥为矫饰,“世以混浊莫能用”(《史记·儒林列传》)的社会环境中,丝毫不愿改其志,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白虎通·三教》)。王符称赞他:“困馑于郊野,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宠禄不能固,威武不能屈。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礼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潜夫论》)若征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记颜回语:“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醜也;道即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可知王氏所言非虚。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自勉自慰。孔子赞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颜回这种注重志气、追求真理并以之为乐的精神,与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同上)实同一旨趣。

二、颜回的道德境界

颜回平生虽无事功称知于世,但好学慕道,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努力将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的道德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相关联着的途径完善自我,从而达到了孔子所谓的“仁”德之境的。

第一,“好学”。颜回好学,为其师与同门公认。《论语·先进》记:“季康子问曰:‘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子贡也说颜回勤勉于学,“夙兴夜寐,讽诵崇礼。”(《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那么,颜回为何此“好学”,“学”什么?孔子又何以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徒中独以“好学”赞誉颜回?若从一般求知意义上看,孔子弟子甚众,习六艺而精者亦不乏其人,好学者当不为少数,但孔子都未以“好学”相赞。可见颜会所学与所好者,并非一般知识。又,孔子本人曾释“好学”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这是孔子从思想道德角度提出的“好学”标准,是对其弟子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孔门诸弟子中合乎此标准、达到这要求者较多,至少“七十二贤徒”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而绝不仅颜回一人。所以,孔子称道的颜回所“学”亦即其所好之“学”,当另有所指。宋明诸儒、乃至释门中人都曾殚精集虑,对此做过多方探寻,如据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周敦颐初见晦堂祖心禅师,向其“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闻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有个契合处。’”在祖心禅师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佛家圣人识得,儒家圣人也识得,故其要周敦颐“向自家屋里打点”。此后,周敦颐教授二程,提出“仲尼、颜子居于乐处,所乐何事?”以此启发二程,而颜子所学何学、所乐何事遂成为此后儒者穷追不舍的重要话题。而我们则认为,颜回既居孔门“德行”之首,则其所学自然首先是道德,但又非一般水准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一一“仁”。入门初始,他就向孔子“问仁”,问何以成仁。终其身,颜回所学、所好者无非“仁”学。于此可见,他是将“好学”作为进德修身以成“仁”者的途径。孔子对此似已有所暗示。《论语·雍也》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朱熹对此解释道:“努于甲者,不移于乙;过于前者,不移于后。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好学矣。”(《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朱熹对颜回“克己”之颂扬,显然已掺有理学家的意见。其实,孔子在这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即:颜回以“好学”为途径,好且力行其所学,从平实处(“不迁”“不贰”)处开始实践儒家道德,逐渐成为具有高尚德性的“仁人”。

第二,自省。颜回颇富好思天性。他初事孔子时,即蒙老师赞许:“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犮,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这就是说,颜回主要是通过“省”即倾注自己全部内在力量去思考、检讨,以期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及对所思者有全面而又深刻的领悟。这就使他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能“闻一知十”(上书《公冶》),而且更能择善弃恶、去伪存真,最终将自己所认同的真、善、美深植于心,并发而为言行。孔子称其“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像颜回这样的人,自然“不愚”。


第三,力行。《论语·颜渊》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己,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对人们耳熟能详的这段材料,明人何良俊评道:“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四友斋丛说》)细查《论语》中孔门师生有关“仁”的对答之语,的确如此。仅以颜回而论,他是始终以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座右铭的。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传·系辞下》记孔子语),“行不贰过,称言不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子贡语),“慎于治身”(《孔子家语·大本》),甚至细微到“不以夜浴改容”(《新论·慎独》)。总之,颜回一生立身、处事、与人,无不以德自奉,并为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正因为如此力行不已,颜回才能“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上书《先进》记孔子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唯。孔子轻以“仁”许人,也不敢以“仁”自奉,而对颜回则赞之以“仁”,甚至直称其为“仁人”而自叹“不如”(据《论衡·定贤》)。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颜回以其好学、自省、力行而达到了儒家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从而使其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成为了现实。

作为“仁人”,颜回的道德品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我们仅从颜回的为人处事来看其德性。颜回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犯而不校”(《论语·泰伯》记曾参语)。他之所以“不校”,“非微弱不能校也,非虑患不敢校也,非禽兽不足校也,非含忍不欲校也,非愧悟不必校也;颜子之心,则宽宏不忍校也。”(简朝亮:《论语集注述疏》)他自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卷九),表现出“泛爱近仁”、“民胞勿与”的宽宏襟怀。正因为他如此待人,才得以加深了同门师友间的交往和情谊,所以,孔子说:“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尚书大传》)但是,颜回为人处事又并不是毫无原则,他曾问孔子“君子”、“小人”之别,提出:“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家语·颜回》)他所谓“小人”,非从政治等级制度意义上来说,而是如孟子所言,是特指那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德之贼”(《孟子·尽心下》)。而在孔门诸弟子中,唯有颜回能依循孔子提出的以道德区分“君子”、“小人”的基本原则,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此外,在与同门友相处中,颜回也不是一团和气地做老好人,而是针对他们的缺失,以“诚”、“信”之德予以规谏、忠告和劝诱,竭尽“以仁辅友”之情。如其对子路说:“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蓋慎诸焉!”又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孔子家语·颜回》)颜回还曾从人子对其父母的孝行角度向宰我讲述“三年之丧”的必要性,谓:“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坏,为之三年,不亦宜乎!”(马骕《绎史》引《卫波传》)由此可见,颜回在其生前死后能够赢得老师、同门的交口赞誉,与其所具有的“仁者”风范密不可分。

三、“颜氏之儒”及其影响

《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孔、墨也。”“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谓“儒分为八”。

作为先秦儒家八派之一的“颜氏之儒”,其开创者为淮?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颜姓弟子计有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八位,且均为鲁人。其中,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虽曾师事过孔子,但未见于《论语》、《孔子家语》诸书,故不足论。颜无繇即颜路,《孔子家语》又称其为颜由,乃颜回之父,由于他在《论语》、《孔子家语》中均仅一见(即“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槨”),故似无多少学说思想可言。颜幸,字子柳,观《礼记·檀弓》所记,至多是个“知礼”之人。颜高其人其行其学,则无史籍可证。《史记·孔子世家》记有颜刻,谓孔子“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梁玉绳《史记志疑》及近人蒋伯潜《诸子通考》均以为“颜刻”为“颜高”之误,则颜高或别有颜刻之人,尽管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历经磨难,但大体如子路一流,学说思想上则无多大成就。可见,上述七位颜姓弟子都不可能成为“颜氏之儒”的开创者。这样,在颜氏八人中,唯颜回有此可能。并且,如前所述,颜回志宏才大德厚,不仅为孔子七十二贤徒之冠,更居“德行”之首,为孔子及同门共同称道,亦已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故而“颜氏之儒”为颜回所创,当无可置疑。

颜回随孔子归鲁定居时,年方三十。虽然体弱多病,但“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设帐授徒以传夫子之道,应为自然之事。另,《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曾参病笃,谓其弟子曾华、曾元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女哉?”孔子及门诸弟子中,曾参传学最广,尚且感叹“无夫颜氏之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颜回确曾传其学于门人。又,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这不听孔子之嘱而执意“厚葬”颜回,并引发孔子感叹的“二三子”之徒,应当就是颜回的学生。学生“厚葬”老师,以表达他们的敬师重道之意,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使孔子陷于回“视予犹父”而“予不得视犹子也”的境地,也就难怪老夫子要说:“是你的学生使我如此啊!”

关于“颜氏之儒”,尽管一方面由于早卒的颜回,其本人无著述传于后世,另方面则由于史缺有间,我们今天实难寻出其传承脉络,但是,从其融入儒家别派并对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影响来考察,仍可窥见有关该学派思想、学术的一些蛛丝马迹。

从现有资料看,先秦思想家中受颜回思想学响最大者为曾参。曾参为孔门后进,他在同门诸友中独尊颜回,尝赞之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上书《泰伯》)这种从学思、修养两个层面对颜回进行的评价、称颂,颇为符合颜氏其人其学之实际。而曾参本人是以讲求“仁”(“仁以为己任”)与气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以及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与力行(行“孝”道)而著称的。这与颜回十分相像。孔门诸弟子中,以曾参最为长寿。若以其对颜回敬服之心来推论,则其在颜回死后,代为教育颜氏弟子,使“颜氏之儒”多转入他的门下,从而“颜氏之儒”与思一一曾一一孟之儒相融合,或有可能。

先秦道家中的庄周学派曾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庄子》中屡屡提及颜回,且多为正面描述,不含讥讪之意(这与其对孔子的态度迥然有异),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庄子将颜回的“用舍行藏”发展为消极避世,将颜回“有若无、实若虚”的谦逊之德诠释为“心斋坐忘”以至陷于无我无物之境,这显然是将儒家“仁人”之颜回道家化了。不过,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应为事实,甚至可能有“颜氏之儒”转入庄周学派者。

后世学者多从好学、力行、守志(“安贫乐道”。按:这也是颜氏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方面)等角度赞扬颜回。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刻意美化、甚至神化颜回的言论,这类言论集中谶纬神学思潮泛滥的两汉时代,如谓颜回“感中台星”而生(《新论·命相》),或云颜回“月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乃水精,故名渊”(《论语谶》),或说颜回曾杖剑斫鬼而被孔子赞为“仁者有勇”(《段芸小说》)等等。至于宋明诸儒,则多从其理学立场出发讲论颜回,或追寻“孔、颜乐处”,或重颜氏“克己”之功,或以颜回为孔门“道统”之真传。如此等等,资料甚多,难以具论。

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奉颜回。汉高帝十二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又将此举定之为制度。这就使颜回由一个穷居陋巷的布衣一跃而入廟堂。但汉、魏间统治者还仅以颜回为孔门七十二贤徒之首。此后,对颜回的颂扬逐渐升级。唐开元二十七年,高宗制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颜回为亚圣,赠为兖国公。金章宗明昌年间在曲阜建兖国公颜子廟。直至元至顺元年,文宗诏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而以孟子为“亚圣”(这就从一个侧面微妙地反映出理学的兴起,尤其是在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后,孟子地位日高)时,颜回才屈居孟子之下。尽管如此,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配享座次时有升黜,唯颜回“复圣”地位不变,爵秩特优而不衰。其“圣誉”之隆,除孔、孟之外,仍无他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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