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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为什么说学统的重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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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才里 发表于 2016-4-19 17:14: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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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2015年12月,《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该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略有删节。


  罗志田:我尤其赞同曾教授说的图书分类不是学校的教育,以前我就专门批驳过把四部当成学科分类。当然我们的教育也是变化的,没有像曾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成不变,比如说上午有人讲到胡瑗的分斋教学,那就不是只教经学。我们在唐代或五代还短暂地设有律学博士,包括清代也差一点要把律法列入科举考试,所以教育也还是有各种内容的,当然是以经典为主。另外有一点,刚才两位都再三讲到港台新儒学,我要提醒各位,我们所说的港台新儒学不是港台的经学,比如黄光国老师多次提到的黄俊杰黄大哥,人家是从孔子、孟子一本本写下来,写了十好几本,远不止是四书学。还有中研院的文哲所,那里有全世界最喜欢我们四川经学的人,专门有一个课题研究我们四川的经学,为我们编了很多书,也不仅是四书学;如果把史语所那些不一定喜欢黄俊杰的人都算在里面的话,就更加不是四书学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所谓的港台新儒学和港台做经学研究的人区别开来,那边有些学院派的人就不太喜欢所谓的新儒学。


  下面这位发言人更加不得了,因为这位是个院长,而且是这次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弘道书院的院长。姚老师就不用介绍了,他的题目就吓人一跳,叫做《经学也者,其为学之本与》。而且他故意不用欤字,要用通假的,一看就是学有本源。下面有请。




  姚中秋,笔名秋风,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


  姚中秋:学统重建何以至关重要?


  谢谢罗老师,你这么一说,我把题目换了,此前所定题目太大了,在短短的20分钟之内无法阐述清楚,我就紧扣这次会议的议题,另定新的论题:学统重建何以至关重要?


  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从个体来说,人是以道而成人,从群体来说,是道成秩序。那么,道在哪儿?道在经中。我们看到,每一个比较成熟的大规模文明都有自己的经,比如,中国有六经,在中国以外的其他的文明,犹太教有其经,基督教有其经,伊斯兰教文明也有其经。


  但我们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些主要文明的经,在品质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大体上有两类,一类在中国,另一类在中国以西。在中国以西我们看到那些重要的经,所记载的主要是神的言,神的话,或者是先知知道的神之话。这样的经是要让人“信”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这些经中,神所说的最重要的话,反反复复所说的话就是,你们要信我。其实,先知所有的话,归根到底也是,人必须信神。所以在那样的文明中,人是通过神成为真正的人的;在那样的文明中,学的位置很特别,或者说,颇为尴尬,信仰是情感,学会妨碍这种情感。所以,在基督教文明中,我们会看到理智和信仰之间复杂的纠葛,像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直至现代的思想家也都要讨论这个问题。很麻烦的问题是,似乎在中国以西,所有的学,最终都归于神。理性惟有到非理性之境,才得收场。


  在中国,情形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六经,它记载的是什么?概括地说,六经记载的是天之文、人之文,记载的都是文。比如古圣先贤所作之礼乐,就是文。我们在六经中能看到很多礼乐之文。上午丁纪兄说的“斯文”,其实就是这个文。各种各样的人文,被记在经中。这样的经不是要让人“信”的,它是要让人“学”的,所以,《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孔子是学以成为圣人,孔子也是要让人学以成为人、学以成为君子。


  这就是中国与中国以西的世界的根本区别所在,一个是信,一个是学。可以说,只有在中国,才有真正的学。这里的学,就是刚才水君兄所讲的“大人之学”,让人成为自主、自立的大人。当然,大人之学可概括为以经学为骨干,为根本,但可涵括所有文。子曰“博学于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学的人,看到所有的文,中国人都会学之。古代中国人学佛,到近现代,西方的物理、化学之文,中国人也去学,而且学得非常好,中国学者也能拿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这样的学,就是中国文明的根本所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学何以是根本?《礼记?学记》中讲“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什么要以教学为先?因为,兴学,可以养成士君子。士君子养成之道,就是《大学》所讲的明明德,也即,诚意、正心、修身。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学所养成之君子,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公务员,他就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大人,是自主、自立、自治之人。这样的士君子可以成为最佳的社会领导者。其次,《学记》又说,“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所谓齐家,所谓美风俗,也要靠学。第三,治国平天下,同样靠学,士君子以学为政,以政为学。比如说,据学创制立法,今文经学之创制立法,根本在学。最后还有一点,子曰“下学而上达”,学不仅仅是人间之学,物理之学,它同样是天人之学,人可通过学“尽心知性而知天”。也即,通过学了死生、和天人,以至于个体生命之不朽,以及共同体生命之不朽。


  这四点大概可以说明,学是中国文明的根本。大体上可以这样说,道统、政统最终都归于学统。道统见于学统,道统只能通过学统呈现出来;政统立基于学统,没有学,谈何政?如果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说,不管是信仰、哲学、政治、科学,都可统摄于学之中,都可统摄于大人之学中。所以,中国文明就是立基于学的文明。这是非常独特的,跟中国以西之各大文明都不一样。


  也正因为此,我们一直和蒋庆等先生争论,儒家究竟是不是宗教。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们主张,儒家是文教,特别突出“文”,文教当然是通过学进行教化的,而不是通过信神来教化。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知识任务就是理解以学为中心的人间秩序和天人秩序之内在机理,这可以向人类展示出不一样的文明样态。


  上面关于学统在我们文明之源头即漫长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的讨论,为下面论述“学统重建何以至关重要”做一个铺垫。接下来的讨论,曾亦兄已替我完成了,他讲述了学统终结之历史过程,从20世纪初开始,废书院、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青少年大量留学,以及民国建立,学制革新,凡此种种导致中国固有学统之终结。


  学统终结,情形如何?我们看到以下各种替代品:第一,各种各样的现代意识形态之宣传;第二,学院中,西方的学术确立支配性地位;第三,我们也看到,在民间社会,传统习俗还有,勉强支撑着社会秩序;第四,我们也看到,西来的宗教,中国以西传来的各种宗教,在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已取得支配性地位。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在中国大规模的覆盖,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们共同体的分裂,深刻的精神分裂,纵向、横向上的严重断裂和分裂。


  举个例子,20世纪的中国社会有没有合格的领导者?我大表怀疑。我们的学校确实在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或者给学生灌输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或者让学生学习西方各种知识,但唯独缺少一点——修身。在学校里,只有知识之学,没有修身。所以,现代学校之学,不是大人之学,而是小人之学。这些不知修身而掌握权力、掌握财富、掌握知识的人,是否具有领导能力?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宗教本身会撕裂共同体,尤其是西来之一神教,这些一神教导致其信徒精神之分裂,教义要他们绝对服从神,那如何对待世俗生活中的权威?在西方,各种各样的宗教在撕裂共同体,在现代中国,这个问题也十分严重。我刚才也讲到了习俗,它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因为没有学的滋养,所以习俗就倾向于“怪力乱神”,或者逐渐枯竭。今天,我们在各地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


  故此,20世纪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大动荡,直到今天,秩序仍未底定。那么,如何底定秩序?我们不能不重建学统,重建大人之学,此即张横渠讲的“为往圣继绝学”。我以前未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为什么“继绝学”如此重要,尤其是这个“学”字。我们刚才讲到的张之洞,他为什么把自己这篇最为重要的著作命名为《劝学篇》?他其实是针对康有为的,康有为主张立孔教,张之洞认为这是死路一条。他们都看到了,我们文明的根本其实就是一个“学”字。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仍然是“为往圣继绝学”。


  为此,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我刚才从秩序重建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当然有必要。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文明的对比,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以学为中心的中国文明,和以信神为中心的中国以西之诸文明,孰优孰劣?今天,我们在经历了后冷战以来各种各样的世界性大混乱之后,答案应当已经很清楚了。是的,以学为中心的文明更为优越。我们完全应当回到以学为中心的文明构造之机理,我们的祖先给我们走出的路乃是一条真正普遍的路,正如黄光国教授讲的,这才是真正普遍的大道。我们今天或许可以提出一个口号,人类应当从以神为中心或者以各种相互撕裂的观念为中心的文明样态,转向以学为中心的文明样态。中国既然几千年来都是如此,理当在今天为人类再度树立一个典范。


  那么怎么办?我们今天重建学统,该如何着手?今天听了大家一天的发言,有一点点心得。


  首先,我们今天重建学统,或许可以构造一个诸学之统,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诸学统于经学?我这个地方讲的诸学,一方面是我们会议之议题中所涉及的现代学科分化中的各门学科,我们今天的学科已经完全分裂了,各个学科都只管自己的,都只是盲人摸象。那么,通过重建经学,有没有可能为今日中国之分化的各个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各学科,重建一个共同的基础,让我们能够在共同的基础上对话,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思考整全的义理?“诸学”也可以指诸种现代意识形态,处在相互分裂、相互对抗状态的意识形态,20世纪的中国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跑马场。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经学贯穿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也给大家找一个可以对话的共同的话语或者说价值?也即,柔化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中极端的成分。


  第二,重建学统或许可以构建我们的共同体之统。具体而言,政教统于斯文。这涉及到我们对于以学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内在机制的理解,我们在关于文教的讨论中曾涉及此问题。传统社会就是政教合一,以政为教、以教为政,所以整个社会的治理是贯通的,从个人的修身养性一直到社会的自治,到政治、到学问,是一个贯通的体系。而这样的贯通并没有导致信仰自由的丧失、学术自由的丧失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文明构造的中心是学。在这个学之下形成了很特别的一种精神社会结构,我们把它概括为“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其实,也可以是“一个文教、多种意识形态”,“一个天、多种神”。我想这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共同体重新恢复凝聚力。


  第三,从我刚才所讲“下学而上达”引申出来的命题,我们重建学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人类和平相处之统,或者说构建天下秩序之统。这是什么含义?我想,中国人或许可以给这个世界贡献一个智慧:诸神统于天。中国以西的世界,两千多年来,主要的问题都是诸神之争,乃至战争。而中国文明很早就完成了一次超越,也即,“屈神而伸天”。在前中国时代,也是诸神相争。中国文明在其构造过程中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绝地天通,其要旨就是,屈神而伸天,以天统摄诸神。那么,未来的人类是不是也可以重复中国文明构造一路,“绝地天通”再一次统诸神于天。此亦为学之大义所在。


  总之,我的看法就是,今天不管是从中国自身秩序构建角度,还是中国在一个急剧扩大的天下自我定位及承担责任的角度,读书人都需要深入理解学之于中国及于人类之重要意义。最后我用四句话概括学之大义,结束自己的发言:返回经学大本,涵摄西来之学,再造经子之学,驯致天下有道。


  罗志田:谢谢姚老师非常充满现实关怀的发言,唯有一点,他想用经学来统一全部,我们的叶老师可能就不见得赞同,叶老师讲的华夏主义就包括法家、道家都在内的。


  我可能是一个最失败的主持人,因为延迟了一下,我就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按照规定的时间,现在已经到结束的时间了。


  我非常赞同姚老师区别中国和中国以西,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真理不来自神,是中国文化和其他很多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别。可是中国人要追寻道,和其他文化要追寻上帝一样。一个人要终身追寻那些道,每一代人都要继续去追寻道——闻道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惟有一点不好,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没有把所闻之道写出来,后面的人还得来重新闻道,所以有的人要来继绝学。如果“朝闻道,夕发表论文”,这学早就继承下来了,就不用继绝学了,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个小缺点。


  另外,我也非常同意姚老师说的学是我们的文化根本,这一点你从“百姓日用而不知”去看是最明显的。你到美国去看,那些华人已经两三代住在那儿,有些不会说英语,只要他会说广东话就照样生活,但是他们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这跟周围人就是不一样。包括已经两三代的那种ABC(美国出生的华人),照样重视念书。直到现在为止,华人在美国出了名的,就是重视小孩的教育。这一点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学的传统来的,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典型例子,只是没把它上升到文化的根本,可能也是他们没请姚老师去讲学的缘故。


  我也特别赞同姚老师最后说的,就是要把多种多样的东西都统进来。前面说的稍微悲惨一点,把我们说得都分裂了。其实文的本意就是纵横错杂,文就是多元,就是要有各式各样;如果都是一样的,就像洋人说的一以贯之(coherence),那就不妙了。现在人写论文都喜欢不文,我就写得比较文,所以大家都说看不懂,其实我可能比较多地继承了文的传统。


  前面几位的发言已有很多很好的见解,比如说我们黄老师特别总结出一个《尔雅》学。我有一篇没写完的文章里讲到,清儒强调的读书先识字,代表一种认识论的自觉。过去的中国传统其实不太强调认识论,它更侧重体会,而读书先识字就把认识论提升到意识层面,就是说要了解经,是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有一个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我注意到黄老师和曾老师两位有一个小小的区别,黄老师是把学科分立作为一个比较正面的现象,他说康有为为学科分立建立了理论根据,曾老师则讲的是经学被肢解为各种学了。在讨论学统重建的时候,到底是学科分立建立了理论根据好,还是学被肢解了比较好,这是个可以考虑的问题。下面欢迎各位自由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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