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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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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才里 发表于 2016-4-20 15:25: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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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是五言乐府中最古老的一首,属“相和歌辞”中的“相和曲”,大约是汉武帝时从吴楚一带采集的民歌。江南,汉代指的是扬州地区。关于这首歌的主题,吴兢说得很明白:“江南,古词,盖美芳辰美景,嬉游得时”(《乐府古题要解》),但过去一些古板的文人却不这麼看,有人认为是讽刺当时淮扬地区由于社会富裕,男女之间相悦相嬉的淫荡社会风气,所谓“物阜风淫,所以为刺”(朱嘉徵《乐府广序》》,有人干脆说他是像《诗经》中“宛丘”、“东门之枌”一样,讽刺陈国一带淫荡的社会风气:“刺游荡无节,宛丘、东门之旨”(徐献忠《乐府原》》。但正如《诗经》中的《宛丘》、《东门之枌》并非是讽刺陈国一带淫荡的社会风气,而咏歌女巫师们的生活与恋爱一样,汉乐府《江南》同样是表现江南采莲男女的劳动与爱情。透过诗中那茂盛的莲叶和活泼的鱼儿,我们彷彿看到了田田莲叶下那一张张欢笑的脸,也彷彿看到了像鱼儿一样东西乱窜、互相追逐的一只只采莲船。


  从结构上来看,全诗只有七句、三十五字,而且后四句完全是在重覆。从效果上来看,它把采莲生活表现得异常丰富,爱情欢乐亦抒发得异常充分,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麼,《江南》是怎样在短小的结构里,纳入了如此巨大的容量和如此深长的情感呢?


  首先,它采用双关、含蓄等手法来以物喻人,以景附情。


  这首诗是写采莲人的劳动与爱情的,但诗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直接去写劳动的场面,更没有一个字道出他们的爱恋和心绪,完全是透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绘,及一些双关和暗示来透露其中讯息的。第一句“江南可采莲”的“可”、“莲”二字就大有讲究。“莲”是一种水生植物,荷生水上、藕埋水底,无水而不活。大江南北多湖沼河塘,因此莲也特盛,这是“江南可采莲”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与莲的特征有关。新荷出水,亭亭玉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少女那裊娜的身姿;荷花映日,粉白轻红,娇艷欲滴,又使人联想到少女青春的面容。所以古代一些诗人常常把莲与少女相提并论,如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芙蓉女儿面,江湖浪子心”等。另外“莲”与“怜”谐音,“可采莲”与“可怜”双关。这也是对“莲”的谐音双关手法首次创用。到了南北朝时代的乐府民歌,就变成一种普遍手法,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大子夜歌》),“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这是“江南可采莲”的内涵所在。再者,有莲就会有采莲人,而采莲人又大多是姑娘们,这在古典诗词中也屡有描绘,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重湖叠献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柳永《望海潮》)。采莲姑娘把劳动的欢乐带进了江南的荷塘,当然也把青春、爱情带进了荷塘,这里既有劳动的欢乐,也有爱情的追求。荷花与人面,藕丝与偶思,“可采莲”与“可采怜”混合在一起,这些双关语含蓄而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兴致之所在,是“江南可采莲”的真正原因。


  下面两句“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是在“江南可采莲”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物喻人,以景附情。“田田”,是莲叶茂美鲜碧又娇柔逗人的样子,“何”字写出了采莲人的心里感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专指自然界的荷叶,而是暗喻那娇柔轻盈的采莲姑娘了。五代词人韦庄有首《菩萨蛮》,写江南的卖酒姑娘是“墟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那是专从肤色上描绘,带著一种文人的欣赏趣味,这里是以田田的荷叶嘹轻盈的采莲女,手法含蓄一些,而且这种轻盈与不断的采莲劳动也很有关系吧!如果说“莲叶何田田”是描绘女方倩影的话,那麼“鱼戏莲叶间”则是在写男方的追逐求爱。田田的莲叶当然引来了游鱼的呷喋,这是生活中的常识,诗人正是用这个人人熟知的生活常识,来暗描荷塘内青年男女间的追逐求爱。你看,这阵阵游鱼绕著田田的荷叶在嬉戏、呷喋,它很容易使人想起傣族泼水节或苗族火把节那欢乐的夜晚,成群的男女青年或相互拨水嬉戏,或沿著岗峦、绕著竹林追逐嬉戏,这大概也是另一种“鱼戏莲叶间”吧!明代有首山歌写得很有趣:“荷花出水一朵朵,引来游鱼一窝窝。花在水上鱼难近。郎哎,要想押花等花落”。这倒很像是对“鱼戏莲叶间”的答覆,是女方的调情和故意拒阻,也像是“戏”字的形象注解。由此看来,含蓄委婉是此诗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这首诗采用排比、重复之法,加强了诗中的欢乐气氛和深长韵味。《江南》是首“相和歌”,汉代「相和歌」有两种相和方式:一是以乐器与人歌相和;一是一人领唱,眾人相和。《江南》属于后者。我认为前三句是领唱,后几句是和声。领唱中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要情节,和声则是对上述情节的重复和强调,强调的重点是“鱼戏莲叶间”这一活动。诗人用重复、排比之法,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铺陈。这种铺陈方法表面上看很呆板,实际上却很高超一是使全诗有唱有和,结构上更为活泼;二是这种排比法强调了鱼儿在游戏呷喋中的欢快之态,并透过它把采莲姑娘与小伙子间的追逐嬉闹、劳动的欢乐和爱情的甜蜜,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如洪鐘往复撞响,留下一个余韵悠悠的结尾。这种结构和表达方式也为后来的民歌和文人所模仿和吸收,如北朝乐府《木兰诗》中木兰出征前采购军需品的一段,也是采用这种重复排比之法:“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韉;南市买轡头,北市买长鞭”。连用四个排比句渲染出木兰出征前紧张忙碌的气氛,也表现了木兰整装待发的勃勃英姿,与前面的佇抒叹息简直判若两人了。三是这种排比在音调上更显得鏗鏘和谐,给人一种活泼跳动之感,更能反映出诗人当时的心情。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也有段关于游鱼的描绘:“潭中鱼可为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佈石上,怡然不动”。《小石潭记》是反映作者被贬生活的孤寂和愤懣,所以鱼也像人一样寂寞呆滞,生活在清空的潭水之中。而《江南》中的游鱼却是东、西、南、北乱窜,而且与莲叶相“戏”,江南水乡的美景,荷塘劳动的欢欣,采莲男女的青春欢笑,带给诗人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完全可以从这四句排比和重复中感觉出来,这正是此诗又一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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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江南》诗意


鸟 生


       鸟生七八子,端坐泰氏桂树间。

       唶我!泰氏家有游逛荡子,工用睢阳疆、苏合弹。左手持疆弹两丸,出入鸟东西。

       唶我!一丸即发中鸟身,鸟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鸟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

       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海复得白鹿脯。

       唶我!黄鵠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钧尚得鲤鱼口。

       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这是汉乐府《相和歌》中的一首。诗中的“黄鵠”两句与《鐃歌·临高台》中的“黄鹊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鵠,令我主寿万年”情事相同,另外篇中又言及上林苑,因此大体可以断定是西汉时代的作品。诗中写一隻老乌鸦生的七隻小乌鸦,从南山飞移到秦家桂树上,不料却被秦家的游荡子所射杀。小乌鸦死后很后悔不该离开南山罹此灾祸,但转而一想,上林苑的白鹿、摩天的黄鵠、深渊的鲤鱼都难免一死,自己又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呢?关于诗的主题,有人以诗的最后两句“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为据,认为此诗是“喻年寿之有穷,世途之难测,以劝人及时行乐”(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有人说此诗是“东汉末年那个动乱时代,文人动輒得咎的恐惧心理的反映”(余冠英《乐府诗选》)。其实,这是首寓言性质的诗,就像西汉《鐃歌》中的《艾如张》和《稚子斑》一样,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借动物的悲惨遭遇,来反映人生随时都可能遭到的凌辱和迫害,对社会豪强的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发出悲愤的抗议。


  这首诗是杂言,但结构上却异常工整,开头结尾各有两句,分别是序曲和尾声,中间二十二句是个完整的故事,按情节可分为被杀、追悔和自慰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皆用“唶我”这种自我叹息的方式发声。开头两句“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是交代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人翁。主人翁是七、八隻小乌鸦,地点是在秦家的桂树上。“端坐”是写牠们在巢中的安稳之状,也是这几隻小乌鸦对秦家桂树的主观感觉,“自认为无患,与人无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也许就是他们从南山巖迁来此地的原因吧!但一场悲剧就在它们“端坐”时发生了。“秦氏”以下八句即写乌鸦被秦家游荡子偷袭以至殯命的经过,它与开头的序曲间有个叹词“唶我”。“唶”是感叹声,《后汉书·光武纪》记望气者到南阳后“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我”在此是语尾助词,没有实际意义。萧涤非先生把“我”解成实词“自我”,与叹词“唶”分开,标点成“唶,我秦氏……”,并举《豫章行》“使我离根株”等句为例,说明这是汉乐府的常用句法(见《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似亦可通。这个叹词“唶”在诗中有两个作用:第一,使主人翁在情感上显得更加懊丧和伤感;第二,使节奏显得更为抑扬顿挫,抒情气氛更为浓郁,像后来《四季歌》中的“哎呀,咱们两人一条心”中的“哎呀”一样,更富有民歌风味。


  感叹之后,就开始写乌鸦被害的经过了。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乌鸦选择地点的不慎。这里的秦家桂树表面上平安无事,似乎可以端坐,实际上却潜伏著凶险和危机,因为桂树下的秦家是个豪强富贵人家,这可以从下面两点来证明:其一,他家的子弟是“游遨荡子”。饱食终日、游手好闲、寻衅生事,这是膏梁子弟的共同特征;其二,器械的精美,这个游荡子用的是睢阳强弓和苏合弹。睢阳是古宋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相传宋景公时有一个弓匠造了一张硬弓,能射几百里远。“睢阳疆”即睢阳产的强弓、硬弓,“疆”为“强”的通假。“苏合弹”是用苏合香和泥製成的弹丸,苏合香相传是西域月氏国所产的一种香料。这个秦氏子阵日游荡又器械精美,可见是个豪梁子弟。斗鸡走马、寻衅闹事又是强梁子弟的阵日功课和专长。我们从这个秦氏游荡子“工用”睢阳强,已预感这几只小乌鸦的前景不妙;从这个游遨荡子左手拿著强弓,右手拿著两个弹丸游转在桂树的前后左右,更可感觉出危险就在眼前。随着便是“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这个毫无戒备的弱者终于被豪梁伺机射杀了。


  上述两句在结构上是个过渡,即交代了这场悲剧的结局,又为乌鸦魂魄的自诉、自慰提供了张本。在人称上,这两句之前皆是第三人称,由诗人客观敍述悲剧的发生经过;这两句之后改为第一人称,用拟人的手法写乌鸦被害的自我感受。


  “阿母”以下五句是写乌鸦的追悔。它诞生在南山的岩石之间,山道陡窄,峡谷幽深,人们难以得知乌鸦的居处,乌鸦当然很安全也不会被捕杀。南山,即终南山,秦岭的主峰,在今陕西的西安市南。乌鸦的这种追悔,很像《杂曲歌辞》中的《枯鱼过河泣》。那是写一条枯鱼在过河时,追悔当年不该轻率上钩,告诚河中的鲤和鲂今后行动一定要慎重。乌鸦和枯鱼能够反省和悔恨,这当然是个无稽的寓言,但其中都包含著生活的哲理。我们从乌鸦和枯鱼的追悔和对窕窈南山的怀念中,似乎可以看到当时现实社会的影子。武帝后期,由于连年不断的征战,无休止的兵役徭役,造成了土地大量抛荒,仅有的一点熟地又被官僚豪强们霸占。农民们“己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郭私求,不可胜供二”(《汉书·贡禹传》)。失去土地、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只好到处流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关东一带的流民已达二百万口,无户籍者达四十万。汉武帝面对被迫流亡的民众动乱竟任用酷吏,企图透过杀戮来维持其统治。如杜周为廷尉时,“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詔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汉书·杜周传》);酷吏王温舒在河内治狱,竟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广大农民为了生存,不是举行暴动(如武帝天汉二年南阳暴动》,就是“逃亡去就,不避深幽”,躲到人跡难至、王法不到的地方法。《乌生》中“蹊径窈窕”的南山就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因此,诗中写乌鸦魂魄对南山的留恋,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也是当时人民对统治阶层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抗议。只不过这种抗议,是用乌鸦死后对迁往秦家桂树的追悔,和对南山留恋这种婉曲方式表达出来罢了。


  “白鹿”以下八句是写乌鸦魂魄的自慰,这实际上是在更加深刻地揭露当权者对民众的迫害,而且直接点出了“上林苑”和“后宫”,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乌鸦在一番懊丧追悔后,又安慰自己说,就是逃到蹊径窈窕的南山,也不一定能逃脱死亡的威胁。你看,白鹿不是被珍养在上林苑中吗?到头来还不是被皇上手下的射工杀死,製成了鹿脯?黄鵠不是一种健飞的大鸟吗?但飞得再高再快,也躲不掉皇家的利箭,终被后宫烹煮?鲤鱼不是藏在很深的洛水里吗?最后还不是在钓钩下丧生?诗人在此著薏选择了上林苑内的白鹿、摩天黄鵠和洛水鲤鱼作为万物的代表,这三种动物,或是罕见珍禽,或是本领高强、人难罗致,或是深藏不露、善于摄生,但它们都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可见统治阶层的迫害和杀戮,已不止是低贱的乌鸦,阶层和范围都已相当广泛了。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即使你逃到深山,又怎能躲开迫害呢?唐人杜荀鹤有个名句:“任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吧!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了上林苑、后宫和洛水这些皇家苑囿和侍从。上林苑在今西安市南,汉景帝、武帝时所开闢,苑内放养禽兽,专供皇帝游猎;洛水,源出陕西洛南县冢岭山,经洛阳至巩县注入黄河。洛阳是东周故都,西汉时是中央直辖的三河之一;后宫,这里是指为皇帝做膳食的厨师。透过这些地方和人物,诗人明白的告诉我们,白鹿、黄鵠、鲤鱼之所以被害,是由于皇帝的享乐所造成的,这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了。


  最后两句“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是总结全诗,表明乌鸦的人生态度。这里的“唶我”与序曲中的“唶我”相呼应。前者是对自己无端被害的愤慨不平,后者是在一番思索之后的舒长自慰,虽同是感叹,但已经过了一个思想历程,词同而情异了。“人民”两句把自己的被害归之于天命,不必为此斤斤计较,这似乎是在自我宽慰、自我解脱,但联系到上面的背景和感慨,这实际上是在以退为进,用世情难测来控诉统治者的凶险难防;用白鹿等皆难倖免于难,来揭露统治罗网的广大和严密;用“何须复道”来反映人们对当时统治秩序的灰心和绝望。因此,它与序曲在精神上也遥相呼应,只不过更为沉郁悲凉。


  总之,《乌生》用小乌鸦自诉、自叹和自慰这种荒诞的方式,来揭露汉代统治者网罗的严密,广大民众难逃被宰割命运的社会现实。从文学承传上,他上继庄子的“寓言十九”,下开梅尧臣、王安石、苏轼“禽言诗”,文学史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

两走马,亦诚难,愿见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此诗最早见于《宋书·乐志》,郭茂倩归入《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註》和唐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都认为是翟义门人悼念翟义之作。翟义,汉平帚宰相翟方进之子,为东郡太守,平帝死后王莽摄政,翟义起兵讨伐王莽,兵败被俘遇难。其实,这只是根据诗中的“义公”二字附会出来的,与诗意并不符。“义”在此并不是指翟义,而是像同为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不嫁义郎体”的“义”字一样,表示美好之意,在此也是表示诗人对被劫者的同情。闻一多先生认为“义”本是“我”字,“义公”即“我公”,因声近误为“义”(《乐府诗笺》),也可备一说。总之,从诗的内容上来看,它不是在哀悼翟义,而是一首控诉贪官污吏罪行的敍事诗。诗中透过一位“义公”公开被绑架,堂上受勒索,揭发了汉代官吏无法无天的残民暴行。


  这首诗用了两种人称,开头三句“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用的是第三人称,客观敍述义公的被劫和被劫的地点。平陵是汉昭帝的陵墓,在长安西北七十里;“松柏桐”是陵上种植的树木。汉代仲长统《昌言》说:“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坟”。“松柏桐”点明是墓地,以此造成一个隐僻幽深的环境,暗示这里是强人出没之所。那麼,劫义公的是不是强人呢?诗人故作含混:“不知何人劫义公”。但从下面交代义公被绑到“高堂下”的情节来看,诗人明知“义公”是被官府绑架走的,却故不明言,让人把官府与强盗混同起来,因为白昼绑架、勒索赎金是强盗的行为。另外,诗人在此用“劫”而不用“捉”,说明在作者的心中,官府此举和强盗行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从第二节起,改为第一人称,写义公被官府勒索时的情形和心境。两节之间用顶真格相连。下节的首句重复上节的末句,这种重复首先在内容上强调了义公的被劫,这就把官府用绑票的办法来勒索钱财,这种类似强盗的行径表现得更为突出,也使诗人对此的愤慨表现得更充分,另外,在结构上也显得回环顿宕,与诗人此时愤愤难平的心潮很吻合。“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这两句是写官吏们的敲诈勒索,而且是公开、明目张胆的。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把人劫走,然后在公堂上开列赎身价码:“交钱百万两走马。”“走马”据《汉书》顏师古註:“马之善走者”,即良马;“高堂”,这里指的是官府衙门。在衙门里公然像绑匪一样开赎身费,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而且也应证了上节所说的“不知何人劫义公”是故意在含糊其辞。第三节的“两走马”三句则是写义公在官吏的敲诈勒索下的心理感受。如此之巨的赎身费是无法筹措的,但如不交纳,就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面对“追吏”穷凶恶极的样子,这个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追吏”即追逼钱财的官吏们;“惻”是痛心、难过的样子。诗人不说交不起赎身钱的后果,而是写义公此时的心情和感受。至于为什么会如此难受的原因,读者是不难想像得出的。第四节写义公在官吏催逼下迫不得已的打算。“心中惻,血出漉”。“漉”作流尽解。义公深知,不交赎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交赎金,这笔巨款又到哪里去筹措?左思右想,心血彷彿都要流乾了。最后不得不选择卖黄犊赎身这一绝路,对农民来说,耕牛可以说是家庭的支柱,非到万不得己,农民是不会变卖耕牛的,现在连耕牛都要卖了,可见家里已山穷水尽。一旦卖去耕牛,失去生活保障,今后的日子又怎样过下去呢?更何况义公要去变卖的耕牛不是牯和犍,而是一头小黄犊,连小黄犊都要卖掉赎身,可见这个家庭已无可变卖了。唐代诗人聂夷中的《伤田家》说:“二月卖新丝,三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义公的卖黄犊,也是一种剜却心头肉的迫不得已的举动吧!在《平陵东》中,诗人尽管没像《伤田家》那样直接评说,只是客观地诉说义公的打算,但封建官吏的贪婪横暴、伤天害理,农民受其剥削压榨的惨重和哀苦无告,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谈起来还是深深受到震动的。


  这首诗在结构上很工整,全诗三句为一节,每节字数基本上是三、三、七,顿宕抑扬,很适合扬发内心的感慨和不平。节与节之间又用顶真格相连,回环往复,很像诗中主人翁那百结的愁肠,也像民歌作者那倾诉不尽的不平和慨叹。这种结构方式,也直接启发了后代的诗人,曹植的《送白马王彪》和南朝乐府《西洲曲》都采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御姐的缠绵不断的愁思。


  最后要指出的是,诗中描叙的官匪不分,官吏公开劫夺,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并不是民歌作者的凭空想像,而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汉武帚神爵年间,涿郡大户西高氏、东高氏勾通官府,公开遣宾客为盗贼,白昼抢人钱财,弄得行人上路要成群结队“张弓拔刃,然后敢行”(《汉书·严延年传》);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御史大夫孔光给汉哀帝上的奏章中,也承认当时官匪不分:“百官群职旷废,姦执放纵,盗贼并起”,弄得老百姓“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前汉书·孔光传》);《晋书·石崇传》也记载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时,指使部属公开抢劫远方客商,从而积累起巨大财富:“(石崇)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这些都说明官府公开当强盗,这并非是诗人荒诞的虚构,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由此看来,《平陵东》不仅是一首出色的乐府诗,也是一份珍贵的歷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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