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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护宝功臣----刘钊
[ 编辑:颜建波 | 时间:2021-02-26 07:58:29 | 浏览:967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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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护宝功臣刘钊记事

(刘钊,乐山安谷颜氏朱潘刘21代孙)

(颜国祝提供)刘钊(1901-1950年),字纯志,四川法政学校修业。抗日战争期间任安谷乡乡长。故宫文物存放安谷期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住乐山县(今乐山市市中区)安谷乡第一保(安谷集镇街上),历任安谷中心小学校长,安谷区副团总、团总,乐山县参议员,犍(为)、乐(山)、沐(川)煤矿业同业公会办事处副主任,乐山办事处主任,安谷乡乡长等职,为铜河一带颇有名气的哥老会(袍哥)龙头大爷。

刘钊——乐山一个普通的小人物

刘钊——在国难当头,故宫国宝苦寻藏身之所时,他毅然挺身而出,揽下国宝存放的重任。

刘钊——带领乐山安谷的乡亲,与故宫工作人员、警卫军队一道,守护9361箱故宫国宝 7年 7个月之久,毫发无损,完璧归赵。以刘钊为代表的乐山安谷乡民,为保护故宫文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获得国民政府“功侔鲁壁”的嘉奖和殊荣。

在纪念故宫文物南迁乐山80周年之际,不应该忘记当初的这位乐山的护宝功臣——刘钊。

1938 年 5 月,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率队来到乐山。县长刘芳通知各乡乡长和部分士绅到县府开会,安谷乡乡长刘钊一大早便从安谷赶了过来。他在乐山城县街县政府斜对面开了一家“铜河煤业公司”,经常有船从铜河下来,整船地贩运从铜河上游太平寺沿河运来城区的煤炭。大渡河流经乐山的区域,乐山人称之为铜河。因为是顺流而下,船速较快,来到城里,时间尚早。他先去会场看了看,没到几个人,彼此打听了一下,大家都不知道今天开会的内容。又转身出来,到公司走了一圈。待再次回到会场,各路乡长士绅已经大体到齐。

不一会儿,县长刘芳走了进来,身后是几个专家学者模样的人物。这些人从没见过,一看便知是外地人。等到正式开会,县长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北平故宫来的专家,这位是马衡院长,这位是欧阳道达科长……众人立刻意识到今天的会议,与往常不同,纷纷正襟危坐起来。

马衡院长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故宫文物的现状。话说得简明扼要。概括起来就是,1931年 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为保护故宫文物安全,国民政府决定文物南迁,先存放于上海,又迁移至南京。7.7 事变爆发,战火扩大,南京不保,又分三路紧急西迁四川、贵州。现在存放于重庆的文物,因日机轰炸频繁,要再次西迁乐山。

说到这儿,马衡院长强调说:“这是一件最伤脑筋的事。我们为了避免敌机的空袭,不得不疏散到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都在郊外或者乡下,这就要顾虑到治安的问题了;四川的房子,多半是竹木的建筑,一遇火警,往往延烧数百家,这就要顾虑到火警的问题了。”

所有的乡长听到这儿,都明白了,故宫文物存放点的条件,一是治安环境要好,二是库房不能发生火灾。抗战时期,兵荒马乱,真要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谈何容易!

马院长和欧阳科长,当然比在座的乡长们更清楚。当初接到行政院转移文物的命令,马衡院长便率领欧阳道达等人,到成都、峨眉、乐山、雅安各市县寻找贮存地点。历经艰辛,最终选定了乐山,这里的水路直达重庆,将来战争结束,仍可装船回运。经过考察,乐山城内没有大的处所可用,而且为了一劳永逸,还是要往乡下寻找地方。考虑到运输距离,又不能离乐山太远。所以这才和乐山县政府商量,召开乡长士绅会议,落实具体存放地点。

讲到这儿,马衡院长开诚布公的对乡长们说:“我们是来替文物找家的,不瞒大家,这个家还没有最后落实。我们希望就此事集思广益,聆听各方意见。”

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发声,大家都在考虑马院长提出的条件。故宫文物,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东西放谁地界上就会给谁增添麻烦,并要承担责任,一旦出了事故,谁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全都默不作声。会场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此时,一个中年男子站了起来,表态说:“请博物院到安谷来,我们接收。”话虽不多,但掷地有声。全场为之一震。

县长向马院长和欧阳科长介绍说:“这是安谷乡乡长刘钊。”

正是这一挺身而出的表态,让欧阳道达见识了中国内地乡绅的担当,深刻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爱国情怀和道德操守,也从此奠定了乐山安谷作为战时故宫的历史贡献。

刘钊向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详细介绍了安谷的情况。安谷地处大渡河边,水上交通便捷,环境清静,民风纯朴,百姓顺善,乡间遍布祠堂寺庙,符合文物贮存条件。关于水路运输,刘钊也作了进一步说明。他在位于乐山城区县街的县府斜对面,开设了一家“铜河煤业公司”,专门用船贩运煤炭,从铜河(大渡河)上游太平寺运到城区。因为经常在这条水道上跑来跑去,对水流航道非常熟悉。他分析了运输的可行性,并保证在文物迁移和存放安谷期间,不遗余力,全力协助。

马衡院长闻听,非常满意,这正是他西行选址觅地的理想地方。第一,安谷离乐山城区仅二十华里;第二,安谷地处大渡河南岸,水上运输便捷,与岷江汇合后,下可至宜宾、重庆;第三,安谷有众多的祠堂庙宇,供文物存放的选择余地极大。

会后,马衡院长和欧阳道达科长,找县长特别了解了刘钊的情况。县长在介绍刘钊时,特别强调,此人绝非一介武夫,也非地方黑恶势力。安谷是乐山县的大乡,地处平坝,背靠大山,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代皆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民众开化,治安良好。县长说:“文物存放安谷,县里比较放心,否则出了问题,县上也担待不起。”

当晚,马衡院长和欧阳道达科长又请刘钊单独交谈,进一步确认,眼前这个 38 岁、面貌儒雅、谈吐不俗的中年人,不是一般的士绅,而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思想开放、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

第二天,马衡院长亲自带领欧阳道达一行,随同刘钊到安谷乡实地考察,勘定安谷有十几个祠堂可资借用,最后选中了离大渡河内河两侧水路运输方便、陆路管理相对集中的六祠一寺——古佛寺、朱潘刘三氏宗祠及宋祠、赵祠、易祠、陈祠、梁祠七个地点,作为存放文物的安置点。

作为当年的亲历者,欧阳道达在 1950 年写成的《故宫文物避寇记》中,对此也有同样的表述:“安谷乡位于县治西南,距城廿华里许。乡多祠宇,且轩敞易修理,不与民居接邻而易消防。一再履勘,始择定一寺六祠,为存渝文物迁储仓库。”

当时正值日寇侵华气焰嚣张到顶峰,文物迁到什么地方,日机轰炸就跟到什么地方。凭他们搬迁文物一路下来的经历,知道选址既要考虑目前的隐蔽安全,还要为万一时局恶化时,能给文物的转移提前计划一条方便可行的通道。刘钊同时提出一个撤退方案:安谷镇处于一个小平坝的中心,周边或几里或十几里就是河道或山区,再沿狭窄险阻的河道上行几乎不可能,要撤退只能深入山区。他的父亲刘清泉,早年在离安谷镇约十多里往观榜场方向叫“牛卧塘”(今沙湾区碧山乡中桥村)的山坳处建了一个大宅院,紧靠树木葱翠的大山,建成后还没有住进去就去世了。崭新的庭院,高大、宽敞、干燥,存放数千箱文物没有问题。附近约两里地,还有一李姓大庄院,凭世交他可以出面借用部分房屋来存放文物,或供人员居住。通往山区的唯一一条路沿着山脚,虽然蜿蜒曲折,但并不艰险难行,用鸡公车(独轮车)或肩挑人抬搬运箱子不成问题,更容易警卫和守护文物。听到这里,故宫博物院的人才算服下定心丸,随即一道直接到安谷勘察选址,确定运输路线,并一道去过山区的老家考察,约定关于进一步后撤的计划,并绝不允许泄露。刘钊安排守护大宅院的长工刘全忠,将院子收拾妥当,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因战事趋缓,日寇再无力轰炸乐山,这个后撤的计划就不再被人提起。

选址确定后,马衡院长任命欧阳道达为故宫博物院驻乐山办事处主任,负责文物运抵安谷的前期准备工作。考虑到将来文物存放安谷,雇工、搬运、库房维修、周边治安等等一系列工作,都要仰仗地方配合、支持,马衡院长和欧阳主任商定,为确保文物安全存放,防止意外发生,决定聘请安谷乡乡长刘钊为文物管理顾问,协同工作。

刘钊召集全乡保甲长开会,亲自安排、部署、督促各文物存放处所在地的保甲长、寺庙、宗祠、族长、执事做好文物存放的安全保卫工作。

开始,各家族族长不允许让箱子堆进自家祠堂,更不同意驻进当兵的让祖先受惊扰,怕宗祠遭到破坏。刘钊召集文物存放处所在地的保甲长、寺庙、宗祠、族长、执事,在刘钊的耐心说服和保证之下,才转变态度愿意提供自家祠堂。为了让借出祠堂的乡民放心,刘钊与故宫博物院保证,各祠堂供奉的祖宗牌位、神像会采取妥善措施隔离保护,以便文物迁返时还宗祠、寺庙的本来面目。刘钊提供很多意见、想了很多办法、积极出面交涉、精心照顾乡民和故宫双方的利益,派出乡里得力的人员协助处理,才使来、回运送宝物,存放以及故宫人员的生活的安排顺利解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公开透明,沒发生过渔肉乡民,克扣费用、侵吞公共财产,中饱私囊的行为。这些都让刘钊深得当地乡民与故宫博物院方面的信任。

故宫文物入驻安谷6家祠堂后,6家宗祠族人不能在祠堂祭祀祖先,只能临时寻找其他地方祭祀,这在传统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乡村,需要作出的牺牲,是非常大的。

1939年4月,欧阳道达受命进驻乐山。4月19日和4月22日,故宫博物院从重庆通过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汇款2000元和5000元给乐山县府街乐安旅社的欧阳道达,作为乐山办事处的工作经费。

为使西迁文物顺利入库,欧阳道达用汇款做了几件事:对选作库房的古佛寺和宋氏、赵氏、易氏、梁氏、陈氏、朱潘刘三氏宗祠,按库房需求进行维修;雇请民工疏浚安谷乡境内大渡河内河河道;对突出河道有碍拉纤的鹰嘴岩,实施爆破整治;预订木船、预请船工和搬运工。所有这些事务,都离不开刘钊的奔走协助和具体落实。特别是涉及到地方各类关系,和各种矛盾的搁平化解,均由刘钊出面解决。刘钊对办理这些事情也十分乐意,从不推辞,不要一分报酬。

1939年7月10日至9月18日,重庆运抵宜宾的九千三百六十一箱故宫文物和一百多箱南京中央博物院文物,由中国联运社、民生轮船公司经水路相继分二十七批次运抵乐山冠英场、杨卡渡、杜家场渡口,再搬上木船、竹筏,从岷江转移至大渡河靠车子茶山一侧的内河,沿鹰嘴岩逆水上行。之所以停泊渡口不在一处,是因为水位在不同时段有高低之差,轮船停泊要视水位深浅而定。

船行途中,全靠人力拉纤。按欧阳道达与刘钊商议的方案,存入安谷古佛寺的文物,木船载着沿大渡河鹰嘴岩到张儿湾,再拉纤上行到顺河场抛锚卸下,雇请当地农民或扛或抬入寺庙。搬进朱潘刘三氏祠堂的,经大渡河内河航运,在河儿湾卸载。存放宋祠的,拉纤到中渡坎渡口。在王洛渡卸下的,存入易祠。抬进陈祠。运往魏洛渡的,搬入梁祠。新开渡的搬进赵祠。

故宫博物院职员梁廷炜有一次乘船押运文物,纤绳拉着木船从杜家场沿小铜河(大渡河内河)进入鹰嘴岩时,纤绳突然断裂,木船随即掉头而下,顺着狂泻的大渡河,向下游乐山大佛方向漂去。大佛脚下水流汹涌,自古以来皆是船毁人亡,无一幸免。岸上众人无法施以援手,只能跺脚呐喊,眼睁睁看着木船越漂越远。当时乘船人员乱成一团,大喊救命。幸亏船工镇静,拼命扳舵掌握方向,硬将木船移向河中浅滩,强行搁浅停靠,这才得以保全。事后,梁廷炜先生每当提及此事,仍然心有余悸。

也正是这段时间,乐山发生抗战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8.19惨案。1939年8月19日这天,日军36架轰炸机对乐山进行大轰炸。当时欧阳道达住乐山城区府街乐安旅社十八号房间,负责处理文物运存事宜。防空警报拉响后,工作人员劝他赶快躲藏,他说:“只是警报,日本飞机未必真来。”不为所动。很快,日机飞临乐山上空,狂轰滥炸,轮番投掷炸弹及燃烧弹100多枚,并用机枪低空扫射。情急之下,只好躲在室内方桌下面,所幸炸弹在几十米外爆炸,才得以躲过劫难。此次轰炸,东大街、萧公嘴、校场坝一片火海,城内商业繁华区大半被炸,1000多人死伤,到处都是断壁残墙,悲惨之状目不忍睹,所幸文物无恙。日机轰炸乐山,虽然无法佐证是否与文物迁运有关,但适逢文物由乐山转运安谷之时,可谓惊心动魄。

到9月18日,所有文物,先后搬入古佛寺、朱潘刘三氏宗祠、宋氏宗祠、易氏宗祠、陈氏宗祠、梁氏宗祠、赵氏宗祠七个库房。至此,中路西迁文物全部安全到位,存放安谷,无一件丢失。

1941年8月23日,日机第二次轰炸乐山,先是在安谷上空盘旋,只因天空突然涌起一块巨大的乌云,日机遂把炸弹投在了与安谷相似的苏稽铁坪山上。这或许也是文物有灵气的一个例证吧。

故宫文物入驻安谷后,虽然,国民党已派兵驻守保卫文物,但地方分散,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万一外乡人甚至日本特务偷抢了怎么办?刘钊一面不停地训戒全乡保甲长和兄弟伙,千万要协助驻军加强警戒,警惕外人进乡,并扬言安谷有雄厚武装力量,让外人听而生畏,不敢冒犯。

故宫文物刚搬迁到安谷时,曾出现过一件离奇事。一天傍晚,工作人员清点回库的文物,发现少了一箱。工作人员吓得脸色发白,赶紧找到乡长刘钊。刘钊听说后,立即召集族长、房长、执事、保甲、码头管事,向村民传话,如果谁发现了这口箱子,就送到土地庙去。工作人员一夜无眠,提心吊胆,不见动静。等到第二天一大清早,大家迫不及待跑到土地庙,已经有个箱子搁在地上了。打开检查,里面文物一件不少,这才放下心来。文物失而复得,刘钊也没再追究。但自从这件事发生后,就再没有发生过文物失落的情况。从中可见刘钊在当地威望之高,号令之严,从此没人再敢打文物的主意。

所有文物安全入库后,存放、保管便成了头等大事。为避免受潮,防止白蚁蛀蚀,需定期翻晒,防雨防漏。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因人手不足,需要雇请当地工匠杂役帮助从事文物保管工作。欧阳主任找到乡长刘钊,拜托他帮忙物色人选。经刘钊与保长杨俊吉、赵树斌等人商量,推荐了木工窦怀福、窦洪海、吕洪春、杨俊堂,泥工宋治清,勤杂工易泰安、易泰全、王丕安、陈毓奎、朱本和、袁绍成、龙金海、袁绍荣等,个个品行可靠,年富力强,技术出众。

木工负责加固库房梁柱,修补板壁,维修装文物的木箱,制作堆放文物箱子的木架等。

泥工专司查漏补缺,翻盖库房屋瓦,雨天巡查是否漏雨。

勤杂工则在每当翻晒文物时,负责搬箱、堆箱、出库、入库,关注潮湿和检查白蚁。

另有炊事员袁绍荣,负责做饭(在宋祠)。

故宫方面对这些安谷工役非常信赖,将他们与故宫职员编排在一起,共同担负护宝重任。这些工役食宿都在自己家里,每天早去晚归,按时上下班。其中服务时间最长的易泰安,干了八年,先后在宋祠、梁祠、易祠和朱潘刘三氏祠照看。当文物由安谷东迁时,他奉命一路跟随护送到了重庆,一直服务到1947年5月,文物再迁南京,才返回乐山。更多的安谷人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办事处的工作,却以免费提供田地、住房的形式,为故宫职员和驻军连队改善生活提供支持;像泊滩村家境富裕的杨俊明就将自己的田地划出5亩,无偿提供给警卫连种菜。

保护故宫文物的部队,先后有国军第5师,新5师,29师、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特务团。其中特务团二营五连连长冯昌运上尉,后来与安谷乡农家女萧镜明结为夫妻,就留在了乐山,去世后也葬在了安谷。

当年故宫人及保护文物的军人,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情好日密,亲如一家,像冯连长这样联姻组成的家庭,在乐山和峨眉就有5对。

故宫文物在安谷将近8年,没有丢失一件,也没有发生一起损毁事故。国宝里的丝织品、字画每年都要防霉晾晒,在国宝晾晒季节,武汉大学的教务长朱光潜,教授杨东纯、徐中舒,著名画家丰子恺、齐白石以及乐山行署专员刘仁庵等地方官员,都曾来安谷关心文物保管工作,也顺便一睹国宝真容。乐山鸟尤寺内举办的复性书院为了编写教材,曾获准抄录过《四库全书》中的篇目计183天。1944年11月,乐山地方人士也曾征得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同意,赴安谷抄录《四库全书》中的子部、集部篇目数种。

故宫博物院特聘的顾问刘钊,从1939年文物进入安谷,到1946年文物离开安谷,他协助办事处做了许许多多工作,包括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却从未主动要求过观赏稀世文物。直到故宫文物撤离安谷时,欧阳主任深感过意不去,为表达对刘钊这些年鼎力相助的感谢,特别邀约刘钊去库房参观主要藏品。据刘钊小儿子刘文森回忆:父亲回家后,“只带上当时已十一岁的大哥刘文凯前往宋祠观看,大哥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讲,他看到了翡翠玉白菜、石头肉和画着马的八骏图。除了这几件直观形象的东西,其他就说不清楚了。”

刘钊和太太丁明萱有个约定,刘钊在外面所从事一切活动的相关人员不得进入家里,所以故宫博物院住安谷的人员,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但在文物存放安谷期间,刘钊家人与当地驻军还是发生过几件有趣小事。一年冬天,刘钊家里杀了一条肥猪,刘钊和太太商议,这些看管故宫文物的人千里迢迢离家来到乐山安谷生活不容易,趁过年前给他们送半头猪,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吧。但要给一户户分开送又觉不合适,也不易办到,干脆让他们自己处理吧。于是刘钊叫打米厂的两个工人抬上半边猪肉去宋词,说是刘乡长送的。送的人回来说,他们十分高兴,谢了又谢。但因为去送的人没有讲清楚,结果猪肉让几处驻军分开吃了,故宫管理人员反而没有分到肉。1944年冬天,刘钊家里一直养大的一条黑色母狗,一天晚上不见返家,街上的几个乡民跑来告诉刘钊太太说,傍晚他们看见几个当兵的在打狗,怕是它已经遭殃了。随着夜幕降临,家里来了几个兵,手里提着带后腿的小半段鲜活狗肉,一个自称排长的对刘钊太太说:“大嫂,对不起,我们当兵的外地人不知道是你们家的狗,后来才有人告诉我们。狗已经打死了,没办法,送回来一块肉表示我们的歉意。“刘钊太太见他们态度诚恳,气也就消了,说:算了,这事不怪你们啦。我们怎么吃得下自己家狗的肉呢?你们人多拿回去吃吧!”两个兵高高兴兴提着肉走了。晚上刘钊从外面回来,得知这件事后笑着说:“此狗在劫难逃啊!”然后,他给家人解释说,正是他引来这批人到安谷,才让自己家的狗丧了命。

1946年2月,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存放安谷近八年的故宫文物,启动回迁历程。1946年4月,欧阳道达请刘钊乡长代为征雇船、筏与民工力夫。刘钊乡长召集保甲长宣示,保甲长们就近组织村民为力夫,到各祠堂搬运文物。乡绅刘守中和窦开文、朱载阳(副乡长)负责雇请船筏。刘守中、朱载阳、窦开文、李啸梧、鲁志诚五人,是出于自愿义务服务,但欧阳主任有感于他们的热诚和认真负责,过意不去,事后各送一些钱,以表谢意。

1946年故宫文物回迁时,存放文物祠堂的族长、房长,找到欧阳主任,提出要故宫支付8年的租金。刘钊听说后,召集族长、房长开会,开导大家说:“现在抗战刚刚胜利,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家建设,处处需要资金。故宫文物,是中华民族的国宝,保护祖宗遗产,也是我们每个国民的责任,更是我们留给子孙的一份光荣。租金我们就不要了,好不好?用来支持文物回迁的费用。希望各位族长、房长,给族人做好解释工作,体谅国家的艰难,故宫的艰难。我刘钊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就这样,故宫文物存放安谷6个祠堂和古佛寺,长达7年又7个月,租金分文不收。

在文物全部迁离安谷后,故宫方面对六祠一寺做了认真的清扫修缮,交还当地父老。刘钊“派员随同各该祠庙执事分别接收”,并郑重地“相应函达”对方,表达了他对故宫方面的尊重。(现存刘钊的第一封公函)

敬启者:自日寇肆虐文物播迁,贮藏敝乡已8年矣,兹幸抗战胜利,天地重光,文物迁返故都,其原贮文物库房,业已派员随同各该祠庙执事,分别接收,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乐山安谷乡乡长刘钊(乡公所盖章)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故宫博物院存放安谷的九千多箱文物,从它运抵乐山(1939年7月)到离开乐山(1947年2月),历经7年又7个月,完好无损,无一丢失。为表彰安谷乡民众对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办事处撤走前,经故宫博物院请示行政院,由国民政府题匾颁赠给设立过库房的祠堂。国民政府同意所请,并委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代行。马院长在重庆书写了“功侔鲁壁”四个大字,再由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落款,上款为“国民政府题颁,乐山县安谷乡某氏宗祠”,下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每块匾正中上方,均加盖篆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其中,金底黑字匾一块,颁赠给朱潘刘三氏宗祠;其余六块黑底金字匾,分别赠予宋氏、赵氏、易氏、陈氏、梁氏宗祠和古佛寺。金匾长九尺三寸,高三尺三寸。

乐山自古人文荟萃,文化传统悠久。马衡院长代表国民政府颁赠的“功侔鲁壁”,让安谷人深感荣幸和自豪。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华文化惨遭浩劫,是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冒着巨大风险,在家中的夹墙内保存了《尚书》《论语》《礼记》《春秋》等经典书籍,才避免了中华文化毁灭殆尽。以刘钊为代表的安谷乡民,其保护故宫文物的贡献,堪称又一个鲁壁。焉得不骄?理当与日月同辉,名垂青史,万世传扬。

国民政府颁发给朱潘刘三氏宗祠的金匾,与其他五个宗祠的金匾,在着色上有明显不同,是来自两方面的原因:朱潘刘宗祠是故宫文物在安谷设库存放的总库,该祠所存文物数量最多;这个宗祠的子弟刘钊,是安谷乡乡长,是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聘请的顾问。他对故宫文物在安谷的安全存放,贡献重大,故而国民政府行赏有差,以示特别嘉奖。

对此,刘钊在第二件公函中写到:

敬覆者:前奉贵办事处大函,附送国民政府题颁‘功侔鲁壁’匾额七份,业已分送文物各祠庙。荣典辉煌,敬拜嘉贶,谨代表各祠庙鸣谢。

致敬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乐山县安谷乡乡长刘钊(乡公所盖章)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信函史料来源:2010年9月26日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在北京神武门开幕式展板上展出。

颁赠金匾时,举行了隆重仪式,由各宗祠的族长、房长、执事神情庄重地接过巨匾,郑重地挂在祠堂庙宇主殿内外醒目位置,以显殊荣。

刘钊——这个乐山的小人物,何来如此的气魄和胆识,敢揽下保存9000多箱故宫国宝如此艰巨的任务?要知道,稍有差迟,可就是掉脑袋的大罪呀!

刘钊(1901—1950年),字纯志,乐山县安谷乡泊滩村人。

“朱潘刘”三氏祠的来由

安谷“朱、潘、刘”三姓开宗鼻祖为颜公讳晖吉,为江南圣颜子之后,元朝仁宗时官拜东阁首相,总理朝纲,因遭奸臣陷害,被贬为湖广巡河道。大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奉勅抚蜀入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到安国(今安谷),立安国(谷)乡安国坝民籍。入川时,因始祖颜公为元朝官吏,恐后人因此遭到株连,故将铜锅一口,砍为三块,将三子分为朱、潘、刘三姓,各执一块,为三姓之凭,分姓之始。三姓共立三氏宗祠,三姓宗亲,同属自家姊妹,历代相传,相互间严禁通婚,直到建国初期,仍然沿袭旧规。

朱、潘、刘三姓始祖,入川至今已经650多年,历经27代,后代数十万人之众。现仅祠堂所在地泊滩村境内12个村民组中,就有11个组200多户,占全村人口40%为朱潘刘三姓。全镇18个村、社区单位中,就有9个村、社区千多户三姓后裔。安谷乡乡长刘钊,故宫博物院聘请为顾问,就是朱潘刘三姓家族后裔(第21代)。在七个存放文物的库房中,“朱、潘、刘”三氏宗祠存放文物2660箱,占安谷七库存放文物总数近三分之一。

接替父亲加入袍哥

刘钊的父亲,刘清泉,系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反清武装斗争。民国成立后被推为哥老会义字舵把子,在安谷及其周围大渡河两岸,颇有声望。1918年,因追讨劫匪,途中被刺身亡。刘钊1921年,考入嘉定联中十五班,读了四期。五四运动后,新思潮渐渐涌到乐山,刘钊求知欲旺盛,到成都加入四川公立法政学校(现四川大学政法学院前身)旁听一期二期,考入预科读了三期。1924年,23岁的刘钊因母亲病危,辍学回家帮助料理家事。

父亲刘清泉去世后,按照哥老会的规矩,“中柱断了接中柱,檐柱断了接檐柱”,刘钊继承了乃父的袍哥义字舵把子位置,后来当了安谷中心小学校长、安谷乡长、乡团防局老总、乐山县参议员,在当地很有威信,人也干练。

刘钊作为袍哥组织的“舵把子大爷”,要求袍哥成员以民族利益为重,保护国宝。故宫文物存放安谷8年,未受到社会闲散人员、地痞流氓、土匪组织的任何侵扰,为故宫文物营造了安全的社会环境。为了不干扰存放点的警卫工作,当地村民赶集都是绕道行走。

求学与办学

安谷自古是乐山县的大乡之一,人文荟萃,历代皆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到清末民初,私塾学馆遍及全乡各村各祠。民国后,各村祠私塾大多转为新学,其中安谷初级小学便是民国八年(1919)开办的。当时的校址就设在安谷场上的文武宫团防局内,没有一所高级小学,乡民子弟上高小,要到20里外的乐山城内就读,隔河渡水很不方便。

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任安谷乡区团总李直卿,鉴于安谷乡地方人才缺乏,风俗衰颓,邀约当地有识之士筹办安谷高级中心小学,得到地方士绅的赞同,刘钊积极参与,出钱出力,八方奔走,并一致被推选为首任校长。刘钊上任伊始,即将校名定为“安谷两级小学校”(后改名为“安谷中心小学”),校址仍在文武宫团防局内。当年招收高小一班,学生10余人。这一班高小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安谷知名人士,其中尹崇道、徐光钦在故宫文物存放安谷期间,曾先后担任过副乡长兼校长。为提高教学质量,刘钊用重金聘请了两名学识渊博、工作责任心强的高小教师,一为峨眉县人宋宾如,教文科,一为苏稽人谢明兴,教英语和理科。高小开设的课程有国语、英语、算术(包括珠算)、历史、地理、卫生、公民、音乐、体育、图画、劳作共十一科。

到了秋季开学,乐山县教育局长张泽安来安谷小学视察,见学校办在团防局内,团丁进进出出,认为影响正常教学,指令停办高小班。受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维新思潮影响的刘钊,认为停办高小不利于培养地方人才,坚持要将高小班办下去。他一方面向教育局提出迁校的呈请,一方面找“朱潘刘三氏宗祠”各房执事人商量,征得他们同意,将高小班迁到宗祠上课。又续招高小第二班,初小班仍留在安谷场上文武宫内。此后春季招生,高小、初小各一班,分校教学,行政统一。直至1926年冬,刘钊因有事离乡,才由安谷士绅出面,从乐山孤儿院小学请回乡人章开富继任安谷两级小学校长。几年后,刘钊又再次接任校长。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人,视野开阔,深明大义,敢于担当,才会为后来故宫文物存放在乐山安谷乡,形成一段因缘际会。

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

1928年,在成都民力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安谷人钟开弟回安谷中心小学担任历史教师,1929年2月四川省团委派遣罗镜微(井研人,四川大学毕业)来安谷担任语文教师,开展革命活动,在教师、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团小组。1929年7月,他们在茶山陈祠堂(原车子白埝村2组)组织农民开会,成立“农夫会”,开展农民运动,被安谷吕秀奎(国民党乐山县党部“清共”委员)得知告密,国民党乐山县党部急令安谷团防局派武装乡丁围捕。刘钊接到命令后,先派人抄近路秘密通知钟开弟,再派乡丁20人去抓人。乡丁赶到时,钟开弟、罗镜微等骨干成员和农民积极分子都已撤离。现场抓得农民罗洪兴、李文清(后为李清水)二人被捕后,因无证据,关押数月,花钱取保释放。1933年10月团省委李乙凡(李光)视察嘉定返成都被捕叛变,致使嘉定地区演武街党组织联络点(成记酒店)被查抄。五通桥金美炭厂、安谷(含蔡金)和牛华溪党团组织遭受破坏。1933年10月,乐山县“清共”委员会派罗培生来安谷,抓捕了安小教师李清石(李素宣)、柯清渠(何清渠)、王治平三人,李、柯二人被禁月余,王治平被禁三月后,花钱取保释放,刘钊作为地方官员遭受牵连,以清共不力为由被扣关押十余日。

修碉堡延误被抓

1935年,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趁机收拾四川,派贺国光以参谋团名义入川。各乡都派有特务别动队强迫人民修筑碉堡。小小安谷场的周围就筑了五个母碉堡(安康、安全、安逸、安闲、安顺)五个子碉堡。拆了许多围墙,砍了很多树木,正当秋收谷黄时间,还要喊在沿岸添筑24座。从鹰嘴岩沿大渡河内河上至古佛寺山麓的蛮咡寺山顶上。刘钊不敢公开违抗,只好一再请求稍缓数日,把谷子打起来了再添筑,私下抱怨这简直是劳命伤财。县里就以违抗命令为由,将刘钊抓起来捆送专署,拘禁了83天。但因为这个延误,谷子赶工收起来了。

刘钊出狱时,受到全乡人民热烈欢迎,场面热闹异常,鞭炮由小铜河边一直响到安谷场。此事居住在小铜河附近(车子白堰村)村民程德贵至今仍讲得津津乐道。刘钊感到,这是他有生以来感到最光荣的事。

由于有这些基础,刘钊更加树立起在安谷乡民中的威信。

刘大善人乡人敬佩

刘钊名声好,大善人。刘钊学问高,主持公道,乡里人都敬佩尊重,尊称刘大爷。刘钊在安谷一带,声望极高,是出了名的大善人。谁家揭不开锅了,找到他,叫声刘大爷,不用细讲原因,刘钊会立刻吩咐管事,撮两升米让来人带回家去。谁家没有钱买盐,找到刘大爷,刘钊会让来人直接去盐商店带走2斤盐,就说是刘乡长让来买的,刘乡长会来结账。谁家死了人,没钱买棺木下葬,找到刘钊门下,都会施舍一副棺材。每年大年除夕当天,刘钊即在安谷场上开仓放粮,施舍大米。但凡家境贫寒,过年无米下锅者都会在当天得到三、二升米,以解年关无米之炊,年年如此,被安谷当地穷人称为刘善人。以至后来出现万人联保场景。

旧社会乡里民风淳朴,难得出现一件伤天害理、抢劫杀人的事,但遗产分割、老人赡养的争执常有发生,通常都由家族族长调解,如双方不服就由乡里断理,极少有人上城里打官司。刘钊因为在省城上过大学,在外边周游见过世面,又在乐山城中有商业活动,加上长期任乡长和袍哥大爷,为人正派,不贪财受礼,不凌辱百姓,不管富人或穷人都和气相待,在乡里就有绝对的权威,自然就充当起乡里法官的角色,经他调解过的争执双方都感到有面子而且绝不反悔。

主持铜河煤业

1929年9月,刘钊与友人集资在铜河开采煤矿,并在乡中淘沙金。1937年,被推为犍为乐山沐川三县煤矿业同业公会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并在乐山设立铜河煤矿业公会办事处,推举刘钊为主任。在抗战时期,煤矿由政府设专业机关管理,政府经济一部燃料管理处在五通桥设有岷江区办事处,管理三县煤矿业的贷款。与铜河煤业在斑竹湾设立煤栈,统一收购铜河的产煤。

由于经营铜河煤业,刘钊对乐山及安谷的水系与船运非常熟悉。九千多箱文物,断断续续前后两个多月的拉纤、起卸、搬运、入库,能够有条不紊不出差错,刘钊的协助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欧阳道达人生地不熟,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说服乡亲借出祠堂

刘钊能顺利说服大家,将祖宗祠堂让出来存放文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各地征召壮丁压力非常大。刘钊向县政府及上级部门提出要求,借出祠堂供存放文物的家族,可以减免壮丁名额。协助博物院搬运文物也需要人手,安谷的乡亲,还可以参与博物院的具体工作,获取一定的劳动报酬。刘钊想了很多办法、积极出面交涉,精心照顾乡民和故宫双方的利益,在刘钊的耐心说服和保证之下,各祠堂转变态度愿意提供自家祠堂。

故宫文物入驻安谷6家祠堂后,6家宗祠族人只得另外寻找祭祀祖先的活动场所,这在传统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乡村,需要作出的牺牲,是非常大的。

刘钊当乡长的时候,县里不能随便给乡里增加税金、钱粮、壮丁名额,他会据理力争,县里的人时不时要从刘钊这里要点钱,也不敢为难他;其实那些年安谷也出现过其他人当乡长,例如窦开文乡长,李某乡长,不过他们干的时间都不长,半年一年就下来了,乡里百姓和县里还是要他当。因为他一不干就不行了,乡里的税务壮丁数立马增加了一大截,下头的人也难收缴税收上来。民众抱怨不绝,纷纷到县里告状,也央求刘钊再干下去。刘钊骑虎难下,曾经给太太说过,为了乡亲们就再干几年吧,到五十岁说什么也不干了!

在故宫文物南迁80周年(1939—2019)之际,乐山在紧锣密鼓宣传这场80年前,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乐山人民,为保护故宫文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在这一刻,希望大家都能记得,当时在乐山人民中,有这么一位杰出的护宝功臣英雄——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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