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往事丨春天的故事

【编者按】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30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25周年。当年，正是邓小平同志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使西南政法学院恢复生机，并于1978年恢复招生。在西政复校初期，曾经因校舍问题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注。为纪念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刊发78级张建田的回忆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深深怀念。

每当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之际，总让我想起在我的个人资料册里，珍藏着一张1995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纸。上面有一张我与邓小平女儿毛毛（邓榕）一起穿越各式“长枪短炮”的记者们的照片。配图的文字说明写着：“3月5日，出席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邓榕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一下车就受到中外记者的包围采访。图为警卫人员帮助她按时步入人民大会堂东门。”这张照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95年3月5日上午8时许，作为参加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我一早就身着便衣随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下车后，因离9点整大会开幕还有一段时间，我便站在东门外的台阶上，看着从天安门广场方向络绎不绝地走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步入东门大厅签到步入会场，感受着春天给“两会”带来的浓厚氛围。

大约8点半钟过后，一辆浅白色桥车直接停在大会堂的台价下面。这时，从车上走下一个我所熟悉的面孔。“邓榕！”身旁的工作人员不禁惊喜地叫出声来。邓榕，笔名毛毛。1950年生于重庆，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在总政组织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1993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后，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她的出现，顿时引起敏锐性极高的中外记者们浓厚兴趣。从书中披露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她是邓小平身旁最亲近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对她的关注，主要源自于社会上对邓小平同志退休后有关情况的猜测和了解，毕竟从她嘴里可以直接了解邓小平同志的身体、生活等近况。而在此之前，国内外的报刊杂志已经多次报道邓榕谈及小平同志的近况的消息。例如，她出访法国参加《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法文版发行仪式时，在巴黎接受《欧洲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身体还不错，每天看报，看电视，和孙子孙女们一起吃饭，过着非常规律的普通生活。2月10日，她由巴黎飞抵纽约，参加《我的父亲邓小平》英文版发行仪式时，在接受中文报纸《侨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专访时，生动地讲述了小平同志与家人共度春节的生动情景。她说道，今年（指1995年）她家四代人春节期间在家踩气球，听响声，邓小平看了特别高兴。此前，邓小平与家人已经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了，今年破例在北京度过的。由于这一年度北京首次颁布了禁放鞭炮的地方性法规，许多市民流行踩气球、听类似放鞭炮的声响，但小平同志对此兴致不减。据新闻媒体报道，邓榕说：“我们全家总动员，整整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用气筒吹了好多个气球。全家4世同堂共17口围坐一起，欢歌笑语不断。临近大年三十晚12点钟的时侯，我父母和我们一块看电视，踩气球。但是他（邓小平）不踩了，我们家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一代及他的孙子孙女们，一起跑去踩气球，10分钟就给踩光了，挺热闹的。”“那天我爸爸特别高兴，我们全家还在大年三十一起照了相。”邓榕在国外发表的各种谈话一经公开，澄清了外界对小平身体状况的种种猜测，也使邓榕自然成为各新闻媒介关注的“重点人物”。

在此之前，我因参与建国以来首次全军开展的清理汇编军事法规工作，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领导的邓榕同志有着工作往来，并得到她所在单位的热情支持。在撰写我国第一部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学术专著时，不仅对邓小平同志民主法治论述有了比较专门的了解和领悟，而且对当年作出恢复高考决策的总设计师始终怀有敬佩和感激之情。正想着、想着，突然一个急促的声音在我耳边想起：“快，快来帮忙！”我循声望去，只见距离我十几米的总政组织部王惠贞副局长（女同志)正仰头向我招手，她右手挽着身着黑色西服的邓榕，正陷入由数十个话筒、摄像机、录音机组成的记者包围圈里无法迈上台阶。由于她俩体弱力薄，在越聚越多的人潮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只见邓榕一个趔趄，险些跌在台阶坎上，王副局长在左推右搡的记者面前也气喘吁吁，自身已无力“保护”邓榕“突出重围”了。见此情景，我二话不说，朝身后大会堂门外的警卫人员一扬手：“快，跟我来！”随即一个箭步跨下台阶，一边用右手将围拢在邓榕和王副局长身边的摄像机、录音机、照相机等一一拨开，一边伸出强劲的左手（我是左撇子）上前将跌落在台台阶上的邓榕一把扶起。此时，许多记者仍然死缠硬磨着阻挡着邓榕前行，执着地要她回答与小平同志有关的话题。他们见我闯进“包围圈”，欲“劫”走邓榕，更是堵住去路不让。有一位香港女记者的眼镜被挤落在地上也不顾，仍然踮着脚尖，拿着小型录音机向邓榕一个劲地问：“小平同志身体状况如何？能否参加本次大会？”为了让邓榕同志能够冲出“重围”，按时参加会议，我连声向周边一路拦截围阻的记者们高声喊道“别挡路！快让开！”用左手拽着邓榕的右胳膊，用右手“劈”出一条通往大会堂东门的通路。此时，有的记者的照相机、录音机掉落在地，有的记者还向我厉声喊着：“你真够厉害！”在我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神情紧张的邓榕护送进大会堂东门内。只见邓榕如释重负地喘着气，整了整显得紊乱的衣服，揉着可能被我扯痛的右手，连声向我道谢。此时，人民大会堂会场里已经响起大会即将开会的电铃声。

当晚回到家中，翻看当天的《北京晚报》不禁哑然失笑。记者写道：“8时50分，最热烈的包围圈出现了，那是老记们发现了身着黑色西装的萧榕（邓榕）偕同丈夫、解放军少将贺平一起走向大会堂。于是数十张嘴一齐发问，谁也听不见问了些什么，无法听见萧榕说了些什么，直到临近大门前大家才听清了一句：“小平同志当然很关心这次大会。”更有趣的是，时隔数日，有的同事见面就问：“小平同志最近身体如何？”见我一脸困惑的神情，不由地笑道：“你不是负责邓榕同志的警卫工作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春天发生在人民大会堂门前的故事，迄今为止已经过去27年了，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也离开我们整整25年。每当我想起这件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深感全国人民永远怀念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同志！

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3月6日刊登的照片

作者：张建田
编辑：蒋丽芳

审核：校友会品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