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潮涌。潮新闻记者 董旭明 摄
从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这期间，正是浙江承前启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推动的“八八战略”重大决策，擘画了新世纪浙江改革路线图，在加强制度创新、推进产业转型、优化发展环境、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浙江元素、浙江经验、浙江样本。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重新回望这段历史，体悟蕴含于其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勇气，着眼全局、面向未来的远见，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初心。
发展出题目 改革做文章
“八八战略”研究成果。潮新闻记者 董旭明 摄
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会提出“八八战略”？
回望那段历史，浙江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因为当时，“浙江改革到了又一关键时刻”。
2002年10月12日，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履新浙江的习近平同志郑重承诺：跑好“接力赛”中自己的“这一棒”。
当时的浙江，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先行探索，经济总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四强，城乡居民收入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
当时，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也在出现新的变化。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这既为浙江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高歌猛进之中，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和行政管理体系与能力不匹配、和自然环境不和谐等方方面面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访农家、上海岛、进企业，希望通过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能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浙江、把握未来。
电力短缺问题，是调研中被频频提及的一个重点。
2003年夏天，浙江人的日子过得确实有些“难”：工业企业“停三开四”“停四开三”，外贸订单大面积违约；生活用电一停半天，群众意见突出……
就在离省政府大院不远的西湖景区，为了省电，湖边的路灯和景观灯隔一个开一个。
有记者就此问过：“在停电的时候，习书记在想什么？”
“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习书记把当时的经济发展局势看得非常透彻、全面。他认为，过去那种缺地了批地、缺煤了找煤、缺电了发电的做法，只是解决表面一时的矛盾，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曾任绍兴市委书记的王永昌说。
2003年5月26日，在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对新时期浙江的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并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
深谋远虑之下，浙江迎来了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
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正式提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深化改革。
“‘八八战略’是习书记对推进浙江长远发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布局。”曾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郭占恒说，之后几年，随着一个个战略的落地和取得实效，大家越来越深切地领会到，习书记的战略，把浙江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有机地联系起来，防止工作单打一，防止顾此失彼，防止“单向度”的发展。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
杭州翠苑一区小区里的九曲池。潮新闻记者 魏志阳 摄
21世纪初的浙江，各级政府都有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理念，可究竟怎样把实事办准、办实、办长远，没有标准。
“看着政府投了不少钱，怎么自己没感受到多少实惠？”这是一些群众的意见。
“明明自己一腔热情，一年忙到头，让大家说句好怎么就这么难？”这是一些干部的不解。
2003年4月12日，习近平同志来到杭州市西湖区翠苑一区调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这一天，他对社区干部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把小区里没有雨污分离的小池塘整治好。
一个多月后，习近平同志又一次来到翠苑一区座谈。会议最后，他问：第一次来看到的门口那个池塘整改了没有？
这样的“小事”，在习近平同志心中一点不小。
在翠苑一区的这次座谈会上，他提出，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为居民群众办实事，解决反映强烈的一些事情。
2004年初，省委公布年度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同志领衔的，正是《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同年10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在习近平同志的要求下，从第二年起，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政府每年突出办10件实事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有专家指出，这一民生领域改革的最重要价值在于，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具体地体现于民生领域，使党和政府最基础、最重要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看重的工作通过长效机制落到了实处。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多年来，浙江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率全国之先免征农业税；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企业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五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率先开展“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同样也要依靠人民。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
2005年3月，一个调研组悄悄来到浙江中部一个叫后陈的村庄。
调研组规模不大，来头却不小：组长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委派他们来的，正是习近平同志。
此行为何？
时间回到2003年。地处武义县白洋街道新建工业园区，后陈和边上不少村庄一道，拿到了上千万元土地征用款。但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干群关系紧张，涉及村干部贪腐的问题很多，先后两任村支书受到党纪处理。
当年11月，时任街道工办副主任胡文法被选派到村里任支书。他参照企业监事会，组建了一个由村民组成的财务村务监督小组，审查财务账目，并每月公开。这一做法，村民欢迎，县里也很重视，指导成立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拟定了几个制度。
2005年6月17日，村监会成立一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来到后陈调研。
“我觉得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多次重要指示推动下，“后陈经验”不断提升，被推广至全省、全国。2010年，村务监督委员会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全国60余万个村庄纷纷建立监委会；2019年，又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用好“两只手”
义乌国际商贸城全景。义乌市委宣传部供图
义乌，改革中升起的一面旗帜，也是习近平同志重要的改革实践样本，他曾10多次到访。
2006年6月的一天，义乌城西街道横塘村的会议室里，刚刚完成调研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指出了“两只手”的辩证关系——必须把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与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两只手”如何结合？习近平同志已有深入的思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起作用的只有政府这一只手，所以在改革初期重点是突出市场这只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切实转换政府这只手的职能，把政府职能切实转换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发挥好、规范好、协调好这“两只手”的关系。
2006年初的中国人民银行义乌市支行内，总是挤满兑付货款的外国面孔。彼时的中国外汇管制严格，义乌只是县级市，非居民外汇使用必须从银行过账，做一次生意，就得跑一回银行。从外汇管理到外资企业登记，处处掣肘。类似这样的麻烦事，在义乌这个大市场、小县城还有不少。
“桌子底下放风筝。”对此，专家一语道破其中尴尬。
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下，义乌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或交办方式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义乌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
此后的义乌又多次以系统集成改革破解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引导市场主体放手干、大胆试、积极闯。
“市场的这只手壮大了，政府也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为了把“两只手”理论落到实处，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打造服务型政府。
2004年2月2日，省委召开新春第一会：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旨在解决机关效能突出问题，使各级机关和广大机关干部在履行职责和改革创新上有新的突破，在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上有新的改进，在人民群众对机关工作的满意度上有新的提高。
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理念，浙江一直延续至今。
2003年，浙江开始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全国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2013年11月作为全国唯一试点，启动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创造性改革举措。此后“最多跑一次”“数字化改革”等工作次第推进，政府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当前，浙江正在大力开展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合力，为市场主体创造更便利、更优越的环境。
坚持问题导向
晨曦中风景秀丽的安吉余村。拍友 潘学康 摄
问题意识，贯穿习近平同志推进改革的始终。
在浙江工作期间，不管是考察还是调研，习近平同志都爱往农村跑，看完地方安排好的村，总还不满足，一定要去边上的村再走走。
一两个月走下来，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村与村之间、乡与城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农村生态环境也不尽如人意。
一次调研途中，习近平同志拉住同行的时任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
“能不能搞清楚浙江到底有多少个垃圾村？一届干部任期能消灭多少个垃圾村？”
省农办很快牵头拿出一套方案，计划花五年时间整治一万个村。
可一万个村，从何着手？
“习书记说，怎么整治、整治成什么样，要有一批示范村。”20年前部署的细节，顾益康历历在目：以县级为平台、乡镇为主战场、村一级为主阵地，每个县搞10个示范村，100个县就是千村示范，这个工程就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200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习近平同志亲自出席全省“千万工程”启动会，亲自部署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入手，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之后的4年里，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到县里去开现场会，带着大家起草报告，再一条条细化内容，每一项重大的计划和安排都亲自过目，一看公共财政拿的钱够不够，二看工作的力度大不大，三看老百姓的口碑好不好。
此后，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浙江城乡一体化发展图景。
在环境问题的背后，习近平同志还关注到干部发展观、政绩观的问题。
2003年9月15日，习近平同志到淳安调研。
那时的淳安，虽坐拥一湖碧水，却是浙江的欠发达县。2002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3亿多元。
当时，淳安县老百姓对加快发展的愿望强烈，干部们也出现急躁情绪。当时有个说法，经济发展要靠项目带动，不管什么项目，先引进再说。
听完县领导的工作汇报，习近平同志郑重地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生态建设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淳安必须走保护先行之路。”
此后，习近平同志接连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文章，详细阐释了“要看GDP，但不能唯GDP”“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等观点。
但究竟何为“绿色GDP”？具体到工作中如何考核？这些问题牵动着广大干部的神经，也呼唤考核机制的改革。
“我们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和规划，而领导干部一届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产生生态省建设是遥遥无期、与我任期毫不相关的思想，而息息相关的只有GDP和财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举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要求，对领导干部“绿色GDP”的考评指标必须量化、细化到年度，必须环环相扣。
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很快在全国率先启动“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绿色GDP”，首先要求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等全面情况；其次，在指标设置上，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情况。
2004年，浙江在统计体系中，引入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四大新指标。同时，划定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功能区，牢牢守住生态红线。
随着生态环境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浙江通过“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将生态价值释放到农业、文旅、商贸、科创等关联产业。2020年，浙江发布全国首部省级GEP核算标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域生态系统》，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为“两山”转化提供了标准支持、制度支撑、法律保障。
以开放促改革
一列满载货物的“义新欧”中欧班列发车。拍友 胡肖飞 摄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沿海开放省份，浙江亦迎来巨大的时代机遇。
2004年3月，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不改革开放，就不能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会后一个月，《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要实现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的跨越。
一系列服务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组合拳”同步推出，浙江在全国率先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建立“走出去”的专项扶持基金、扩大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加强海关、检验检疫等机构建设提高通关效率……
建设开放大省，不仅是对外开放，更有对内开放。“八八战略”第二条即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2003年3月21日，杭州宝石山麓的省政府大院驶出一列车队，这支60多人组成的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对上海、江苏展开学习考察。
出行6天，大家共同的感受，都是“震撼”。上海浦东新区，面向全球吸引资本、人才、技术；江苏昆山等地，依靠引进外资，发展出了强劲的外向型经济……
3月27日，回到杭州后的习近平同志，头一件事就是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他说，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就是接轨机遇，接轨发展，接轨国际化和现代化。
在《之江新语》专栏题为《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的短论中，习近平同志阐述了著名的“地瓜理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为浙商走出去搭建平台，并做好引导。
向东接轨上海、借“海”出海；向西参与中西部开发；向北参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大鹏一日同风起”，大批浙商北上西进，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浙江开放发展呈现“东西双向开放”的崭新格局。
20年来，“地瓜理论”孕育出“地瓜经济”。浙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了双向对流机制，并在全球更大范围内获得了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提升产业链控制水平、建立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今，浙江的开放型经济更具韧性、活力和竞争力。
“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以服务全国、放眼全球的视野来谋划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的殷殷嘱托，为浙江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指明了方向。
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
2003年，俞旭平作为科技特派员，入驻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帮助村民种植中药材致富。俞旭平本人供图
2003年4月24日，夜已深。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俞旭平突然接到去淳安担任科技特派员的通知。
“首批100名科技特派员已经下派，为何还会新增？”
原来，24日白天，习近平同志在下姜调研，听村民反映缺人才、缺资金、缺技术，当场拍板：“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
就这样，俞旭平成了浙江第101名科技特派员。他一头扎进淳安县下姜村，驻村一个月就和村民敲定发展黄栀子产业。
2005年3月22日，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下姜调研，点名要看黄栀子基地。此行不久后，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浙江全面推行。俞旭平明白过来：“习书记亲自倡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项改革，这是到一线了解落实情况来了。”
抓落实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称之为用“穷办法”“土办法”。
在浙江，他肯定、支持的“土办法”，很多最后成了“好办法”。
21世纪初的浙江，农村文化事业远落后于城市，一些偏远农村地区还无法收听广播电视节目。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着力点要放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上，放在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上。”2005年6月1日，在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作出文化下乡的重要决策。
浙江钱江浪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钱江浪花艺术团）应运而生。
刚诞生的“钱江浪花”一穷二白，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全省各级文化单位凑了500万元启动资金。每年演出200场，政府每场补贴5000元。
有了资金，演员从哪来？时任艺术团负责人陆湘汉招募了第一名“员工”——一台多功能流动舞台表演车。省内各大文艺院团纷纷出人，当家台柱子、梅花奖名角，个个都在车上亮过相。
就是用这样的“土办法”，2005年11月起，“钱江浪花”奔赴全省各地，免费为基层群众送演出，很快成为浙江文化惠民品牌。它的出现，也打破了以一团一院为主体的传统模式，在全国首创汇聚全省资源、群众点单、上门演出的文艺演出新模式。
小小“浪花”卷起千堆雪。20年来，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文化惠民的精神一直在延续，文化下乡的方式如今更加丰富了：农村舞台从流动大篷车换成了农村文化礼堂；“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在全省建立，居民步行15分钟就能到达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享受文化服务……
2023年9月考察浙江时，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八八战略”的启示时曾说：“之所以有成效，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20年。朝令夕改，那任何好的举措都是纸上谈兵，都将付诸东流。”
一以贯之，一往无前。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征程上，改革开放这艘巨轮，正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宽广航道，破浪前行。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2024-07-16 08:34:27人民日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今天的中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历史长河来看，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后人点什么，我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也是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人民愿望、集中人民智慧，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
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坚持胸怀天下、展现大国担当，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是我们观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开创全新局面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是其中之一。
从一穷二白起步，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高度浓缩的现代化创造了奇迹，“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
“胡焕庸线”东南方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该线西北方57%的国土，以草原、戈壁沙漠、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成为热切期盼。
理论创新推动全党、全社会思想认识趋于统一。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
回答时代课题，推动实践发展，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点。
理论创新指明生态文明建设方法路径。
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指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提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岁月为名，山河为证。
2014年2月下旬，北京遭遇严重雾霾。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调研，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
调整产业、降尘控车、压减燃煤……啃下一个个“硬骨头”，打赢一场场“大硬仗”，北京迎来蓝天常在、空气常新。
大气污染治理，国外一些观察者曾认为“不花三五十年是不可能改变的事”。从北京到全国，“蓝天保卫战”让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多，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从下大气力治理水环境污染，到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环境整治；从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到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科学开展……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步提升。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江苏苏州，位于太湖之滨的“千年绸都”盛泽小镇，越来越多面料有了绿色“基因”。一家印染企业用数码打印替代传统染缸，用水环节全部省略，大大提高了清洁生产水平。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纺织产业迈上“绿色路”、织就“新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流域经济总量翻番、城镇化率提高10%、人口增加380万的情况下，太湖水质仍得到明显改善，“水边芦苇青”“湖是碧玉杯”的美景正在逐渐恢复。
实践深刻表明，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才能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判断，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新坐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一定能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这是一份写在山川大地的答卷，也是一份写在人民心里的答卷。
（二）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通过改革创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是重要方法。
改革发力，以“制”促“治”，守护绿水青山的力量更强。
让青山有“价”、绿水含“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及相关领域改革。
2015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印发，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同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印发，明确提出“开展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
2016年4月，《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印发，提出了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目标任务。
2021年9月，《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印发，对进一步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作出部署。
实践深刻证明：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矛盾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
从“一江清水出新安”的浙皖实践，到一河“赤水”、两岸青山、三省共护的云贵川探索，再到变“分段治水”为“全域治水”的京津冀协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实践中释放出强大“乘数效应”，有效调动起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锣密鼓——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全面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真正实现“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创新赋能，点“绿”成“金”，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更宽。
甘肃张掖，大力保护祁连山生态，发展生态游、种植养殖多样化经营，完成35.1万亩林业碳汇和400万亩草原碳汇交易，实现净收益7450万元。
山东日照，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将日照水库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关联产业“融合”开发——生态环境改善有力提升生态渔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的开发品质和价值，生态产业建设又“反哺”水库周边群众、带动增收。
四川泸州，推出“绿芽积分”小程序，建立个人碳账户，把个人的低碳减排行为量化，变成人人看得见的“碳钱包”、碳资产。北京“绿色生活季”、黑龙江哈尔滨“碳惠冰城”、广东深圳“低碳星球”等小程序，开发了一系列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成为撬动居民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支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绿色低碳消费，鼓励绿色出行，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用好包括碳账户在内的创新机制和实践，奏响的是全社会节能降碳的“交响曲”。
从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到加速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从加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产品创新，到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今天的神州大地，一系列创新举措汇聚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三）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宝贵经验。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实行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今年6月1日起，《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的法律法规，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开启法治化新篇章。
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藏羚羊种群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不足2万只恢复增长到7万多只……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施行，成为高原上生灵草木、山川河流的“守护神”。
九曲黄河，尽显奔腾壮阔，黄河保护法直指“九龙治水”病灶，强化流域一盘棋意识，助力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以法治之力护佑生态之美，新时代以来，我们持续强化生态环保领域立法。从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到实施“史上最严环保法”，再到制定修订20多部生态环境相关法律……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初步形成了覆盖全面、务实管用、严格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突出优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衔接，一体建设国家法治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
长江岸线保护、洞庭湖非法矮围整治、祁连山生态修复、秦岭违建别墅整治……自2015年建立实行以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有力推动各级党政领导坚持党政同责，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解决了一大批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制度创新，取得了“中央肯定、百姓点赞、各方支持、解决问题”的显著成效，“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2019年6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印发实施，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第一部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督察工作。2022年1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印发实施。督察工作保障更加有力。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从“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被写入党章，到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再到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面对“硬约束”，领导干部对“国之大者”始终做到心中有数，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真正对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之所以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关键就在于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用党纪国法管权治吏、护蓝增绿，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保证了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规制度，坚持运用好、巩固拓展好强力督察、严格执法、严肃问责等做法和经验。”以良法保障善治，以严格执行彰显法律权威，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汇聚的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新征程上，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一定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习言道｜习近平为何说要种苗圃，而不做盆景？
2024-07-16 19:10:13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7月16日电 “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5月23日，泉城济南，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再谈改革之道。
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就鲜明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什么、不改什么，改哪里、如何改，做“改革的清醒者”至为关键。
破与立，是事物变革创新的一对辩证关系。
“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关于破与立，习近平点明要旨。
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
……
“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兼顾的是当前与长远，为的是避免“未立先破”或“只破不立”。
“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纲举目张，点面结合。
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习近平的期许就是做到可复制可推广，而不是政策洼地，要种苗圃而不是做盆景。
首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率先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首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10余年来，上海自贸区立足实践探索，有力服务了全国改革开放大局。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未来的中国改革，需要在点与面有机结合中，放大改革综合效应。
改革既要绘制好蓝图，更要抓好施工落实。
2004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诵读了自撰的四副春联。
其中，第三副春联的上联是“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下联是“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讲的就是落实。
在一次中央深改组会议上，习近平没有审议具体改革方案，而是专门听取了10项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并在会上一连说了3个“抓”：“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
今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到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先后成立；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到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一茬接着一茬干”，蓝图正变为“施工图”“实景图”。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
破与立、点与面、谋与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这既是中国改革的认识论，也是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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